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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盾还讲过李安唱歌的故事。他唱歌跑调，大家笑得肚子痛，他不好意思，也跟着笑，忽然把眼一瞪：“我再来一首吧！”那一刻，谭盾觉得李安像阿甘，生命中有一种非常顽强和朴素的东西，而他自己并不太察觉——他有句无辜的口头禅：“我也不晓得。”

从29岁到36岁，李安花费许多时间推剧本，诸事不顺，靠太太养家。如果不是遇到林惠嘉这样理性又细腻、俞秀莲式侠骨柔情的大女人，如果不是身上那种他不自知的朴素和顽强，可能撑不了太久他就改行了。纽约大学毕业的不少电影高才生在改弦易辙讨生活的路上，都会屈就拍那些跟自己毫无关联的东西，结果把自己拍没了。李安也在心里哀过叹过，自比秦琼卖马，或者卖烧肉粽的少年，但他就是不肯走。然而，在兜售剧本屡屡碰壁的那6年里，他在电影方面是有增益的，“西方奠定了电影的语法，它要求精准。吃过苦头，我就知道一个剧情长篇需要什么，电影结构怎么弄，商业电影怎么弄，每天在那边想，就跟在学校一样，一直在不停地学东西，只是没有出手。我有一点才华，但不是一开始就凭才华震惊大家，然后凭个人魅力经营电影，我一直像学生一样，慢慢做，我不会志得意满。”

导演的才华是多重的，跟制片方打交道是一种，跟演员相处、捕捉他们调教他们令他们发光是一种，看清电影的目的——如同康德写下“人是目的”——安顿好自身与电影的关系是另一种。李安很早就把自己看成一段导体，一个燃烧自己伺服电影的工具，一个盛放菜肴的容器——里面是由最新鲜的食材、最精湛的刀工、最恰当的火候烹饪出来的。所以他常跟年轻的外国演员，以及想当演员的小儿子李淳直说：“其实你并不重要，我也不重要，观众的想象最重要。”这决定了他拍出来的电影不完全是个人表达和宣泄，他给出的刺激也不是感官层面的，他要进到人心里去，他要人动情。这是当代许多导演已经不想也不会了的。

“我常常觉得是片子在拍我，而不是我在拍片子。当然我在片场还是要有权威，做决定要非常快，每天要做几百个很快的决定，这是我最头痛的事情。但只要熬过去，好像就有一种天意，就会出现一种奇幻感，姑且叫它信仰吧，就是这部片子在拍我，它一定要做成。当我决定拍一个题材的时候，它就主宰了我，我会用虔诚、纯真的心去做，这是一份责任，将来要面对观众的，不能打诨……必须把‘自我’放掉，真的是片子在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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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尽黑了，毛毛雨在下。鸭汤面馆生意比平常冷清些。两个姑娘跑进来吃面，胃口蛮好，还加了份鸭肉。吃完，付了账就要走，老板娘边收拾桌子边道：“书别忘记拿了。”她拿起书递过去，瞄了一眼，《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那个臂上满是刺青的化妆师什么时候出弄堂的，她不晓得。那辆黑色轿车什么时候从她眼前开走的，她也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