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恢复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是当时画坛的一件大事。新人新作、成名成家，它是云梯；一旦获奖，人生道路就有可能改变。而对于各院校、各机构来说，获奖数量是看得见的成绩，所以台上抓得紧，台下画得勤。

1979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82件获奖作品中，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的作品占了10件。其中学生获奖的是程丛林的《一九六八年×月×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王亥的《春》。

在成都崇德里自己开的茶馆里，风云人物、当年78级版画系的王亥告诉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他就很少上课了，而是苦修哲学去了，因为拿了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奖，意味着“到顶了”。

罗中立也谈到这个高悬的奖以及同学之间暗中较劲、你追我赶的气氛对自己创作灵感的激发，这是此前他从未对媒体言及的：“首先是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另外那个时候77级、78级的学习风气是很浓的，平常大家打打闹闹，粗话常挂在嘴边，但一到该学习了，就都用功去了，有较劲、有竞争。当时画表现主义的、形式感强一点的，不叫‘当代’——那时还没这个词——叫‘装怪’，而且认为写实能力不强的才装怪……每个人都有自尊心，我想画一幅超级写实的画来刺激一下他们，想证明一下自己。

“选拔分三步走：学校初选、送省、送全国。当时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主席李少言是经历过延安岁月的老革命家，也是优秀的版画家。他显然被‘父亲’那张脸打动了，但建议在耳后加一支圆珠笔，添一笔新中国农民的‘明亮’。

“我特别理解，他真的是从爱护的角度出发的，而且真的是热爱自己的事业。他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省里多一件半件作品。他生怕这件作品在初选时就被拿掉，因为他们也拿不准，所以建议加一支圆珠笔，这样，在推荐的时候，万一有不同意见，他就可以说这是新社会的农民。

“但是我听完后大吃一惊，如果把父亲想成旧社会的农民，这就是一幅忆苦思甜的画，跟我的出发点……没有意思了嘛。但这个意见也给我一点启发，我本就想表现一个今天的中国农民，如果圆珠笔有这个作用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加上呢？所以我就在左耳朵上加了一支当时那种竹竿的圆珠笔，并且尽量不让它影响画面。后来围绕这支笔要不要加，争论很多。吴冠中先生是那一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的评委，他过目后建议去掉‘我的’，就叫《父亲》。结果，这幅画拿了金奖。”

如果说在技法上，《父亲》后面站着遥远的克洛斯，那么在它演变成一座纪念碑的路途上，还有一些热爱绘画同时在政治上如履薄冰的前辈的留痕。

一位80后记者告诉我，每当看到《父亲》，他都会想起一个字：蚀。这张脸像沱茶一样浓烈，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画面上父亲的身后还有一个金灿灿的谷场。

不论时代在《父亲》的画布上埋下多少阴差阳错、机缘巧合，它确实是“文革”后最早出现的一件观念性作品。它也突破了当时国内画界对于写实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以充满灵气的方式借用了超级写实主义。同时，它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画人物的大头像模式，一批艺术家从此开始绘制巨幅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