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文革”和极“左”路线的终结，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在文化艺术领域，大量西方文学、哲学、心理学、美学著作被引进。西方各流派学者来华讲学，留学生出现在大学校园。各种文化艺术社团在北京、上海、青岛、西安等地乃至全国出现。在这种解放思想、自由创作的风潮之下，重庆的一批民间画家成立了野草画会，同时期成立的还有无名氏画会和阳光画会。

野草画会吸收了一批学院派，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冯星平老师曾被推为会长。

重庆沙坪坝公园西南角有一块墓地，墓碑上用红漆写着四个字——“文革墓群”。113座墓茔，404个死者，都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参加了1967年到1968年间的31场武斗，从高音喇叭对骂升级到用钢钎、铁棒搏斗，最后出动坦克、装甲车对攻，创下一夜发射高射炮弹一万多发的纪录。最后，他们躺在这里，有用过的头盔、钢钎、大刀陪伴。

1980年1月11日，野草画会就在这个公园里举办第一届同人画展。罗中立和黄嘉讲起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画展，情绪慢慢回到当年——

“那天凌晨雾蒙蒙的。浓雾里看不见人，只听到清洁工人用扫把扫地的声音。我们班的同学，一个人夹一捆画，搭公共汽车去的。到了那里，还没开门，就闲逛，一个个像幽灵一样。不知谁说，去看看那个墓吧，我们跑过去一看，封了，就折回来。我站在两张乒乓球桌拼起来的台子上开始画三张大广告，最大的一张要抬到街上去，放在交通要道。他们就开始分场地。沙坪坝公园文化馆有很多破旧框子，大家就去抢框子，完全像土匪一样，我站在台子上面大叫：‘给我留几个！’我在上面看得清楚，每个人抱一捆画框，把自己的画钉上去，退后几步，左看右看，都旁若无人，每个人都在忙……那场景像电影一样，我印象太深了！在我们画画的生涯中，第一次有了那种被解放的、可以自主的幸福感，因为不用审查，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罗中立说，野草画会是重要的一笔，是“伤痕美术”的先声，因为那批画无论题材还是画法都非常大胆，后来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作品是它们的收敛版。

罗中立送去一组《十年》组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一辆救护车开到人行道上，撞倒了一个男青年，血流了一地。

参展作品近200件，读画名可知一二：程丛林的“胡话”系列、杨千的《野火烧不尽》、张奇开的《晚期癌症病人》、李德虹的雕塑《思想犯》……何多苓送去的是以《安徒生童话》为脚本的《海的女儿》。

展览持续不到一周就被叫停，据说主因是冯星平老师的水粉画《魂》和罗群的油画《欲》。两幅都是女性人体，在当时被视为黄色的、低级趣味的、有强大腐蚀性的。

“我画的也是人体，是一个侧面形象，但罗群画的是正面，一个裸体的少女张开手臂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奔跑，象征一种自由的生命力。公安局来拍照那晚，罗群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们都安慰她说‘没事的’。”黄嘉在重庆告诉我。

“那时，整个社会正处于意识形态大开放的时期，随便画什么都行，但性还是犯忌。”野草画展之前，何多苓曾想过画一群洗澡的姑娘，是他在凉山当知青时偶然所见，他说，“画面非常美。学校本来同意我画，可以用学校的模特，后来又不让画了，可能觉得太刺激了，一大片裸体。”

野草画会是何多苓画画生涯中为数不多的投身潮流的经历——他曾被增补为理事，但很快远离，潜心于自己的路子。跟程丛林上下铺的周鸣祥说，从参展前后的言行来看，程丛林的意趣也显然不在潮流和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