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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罗中立挥汗如雨地画成《父亲》的同时，何多苓画出了《我们曾经唱过那首歌》——一件画面如题目一样朦胧的作品，画布上充满了光斑，有点像点彩派的画。在送展的省级评选中，后者落选，理由是：没有说清楚唱的是什么歌，万一是资产阶级的歌呢？之后的几十年里，何多苓体会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说清楚”这件事情相当重要。

在国内，绘画在许多年里是为一个很大的东西服务的，涉及宣教，涉及对大的政治背景的判断和表现，即使抒情，抒的也是主旋律的情。

何多苓的毕业创作《春风已经苏醒》被公认是他的代表作，灵感似乎来自某一期《世界美术》杂志的封底——一个残疾女孩半卧在草地上，仰望坡上的房子，这是安德鲁·怀斯的名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这幅画在瞬间打动了他，他迅速读取了怀斯表现草地的方式：一种密度。

“具体说来就是一根一根草，中间没有间隙，没有虚的，都用同一种强度表现出来。那种密度是前所未有的，绝对物质化，我看了很震撼，所以我也刻意去画那一片草地，但我的画法很笨，就是有多少根草我就画多少笔，甚至一根草上画很多笔。你可以想象我的速度，那幅画我画了三个月。”

画成之后，有人看了说：“一条牛，一只狗，一个放牛娃。”又有人说：“你画的什么啊？没故事，没情节。”《春风已经苏醒》没能受到导师的认可，没有毕业分。是栗宪庭及《美术》杂志令它翻身，参加了某个美术作品展览，拿到二等奖，据说，是那片精细刻画、楚楚动人的草地令评委们眼前一亮。

“但我自己早已否定了它。”何多苓说，“后来的几年里，我在艰苦地寻找自己的语言。无视潮流是容易的，想要超越它却很难，即使是尝试建立一种封闭的、自足的符号系统也不是那么顺利。1983年我画了几张不大的画：《冬》《有刺的土地》《天空下的孩子》，比起《春风已经苏醒》，我自己觉得它们更为重要：一种新的抒情语言初见端倪，它不再诉诸人们习惯的、易于接受的抒情方式，不再激起同情、忧郁这些寻常的反应，它拒绝怜悯，是压抑、苍白、让感官不悦的。这几幅画几乎没怎么展览过，也没引起任何注意。现在它们在几位美国收藏家手里。”

罗中立在个人画风上的摸索、转变也始于毕业创作《吹渣渣》。“《父亲》是在大学三年级时完成的，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作品。第二年我画了《吹渣渣》，更多地回到了绘画语言上去探索。实际上是在《吹渣渣》之后，我的绘画风格才一路延续到今天。”

罗中立近些年的作品是带一点野兽派的乡野风情画，在市场上也颇获认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画农民，想把他们画得更有个性，更有魅力，一直想找到具有中国精神，同时又具有当代性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