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想象别的学生买了这本参考书回家，跟我一样兴味盎然地读起托尔斯泰有趣的故事，家里的大人靠过来一看，噢，原来是在复习功课，点点头就离开了。本来在课业压力下，没什么机会看课外读物，也没机会接触课外读物的小孩，或许就靠这么一点偷渡的内容，保留了文学的根苗。

我一直忘不了少年时期，曾经领受到一个长者这样的隐约用心。大学毕业，自己在文学出版圈稍稍有点交接，还在美国留学时，有一回暑假回台湾，我还郑重其事地跟那时在“远流出版社”工作的陈雨航提起编参考书的计划。

陈雨航当然很惊讶，一个写小说写散文，又没教过国中的人，编什么参考书？而且参考书有参考书的出版流通系统，编参考书，干嘛找从来没介入过这个市场的“远流”？

我解释，我不是要编普通的参考书，我想做的是像何瑞雄那样的工作，把它做得更大更扎实。既然台湾是个考试至上社会，既然为了考试学生得花一个热中阅读，觉得阅读的世界比真实人生更重要的少年。那么多时间只读课本，既然老师家长认为只有跟课本跟考试有关的东西才值得读，那要解救台湾的学生，让他们不要那么封闭那么可怜，能做该做的，就是偷渡。把远比课本丰富多样的内容，用参考书的形式打进学生的生活，让他们能理直气壮不被骂不被没收地读真正的知识，而且我有把握，这样的参考书打开学生的眼界，挑起他们的好奇，连贯了课本的条文，还一定可以有助于学生考试得到较好的成绩。

我不想找国中高中老师合作，更不想找参考书出版商，他们一定不会支持我的想法的。我们要做的，是一种潜伏的教育革命，文化改造运动啊！

暑假很短，没一会儿，我就又去美国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习了，“远流”和雨航也有很多出版计划要忙，“编参考书救台湾学生”的构想，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编丰富有趣参考书的想法，从来没有离开我的脑袋。总觉得，当年在“盛大行”的角落里随便翻开一本参考书，竟然能启发我看到那么大的文学世界，何瑞雄给予我的，我应该要用什么方式传递回报给下一代的台湾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