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作叫做“送稿”，在传真机出现之前，常见，写作人如果不预先把稿件寄出，便须每天准时将之送到报社编辑手上。为省钱，不用信封，只把原稿纸左右对折两次弄至稳实，乍看似一个纸荷包，上写收稿编辑的名字，投进报社门外的集稿信箱，很有千里送书的亲切意味。

小时候常帮父亲送，后来帮自己送，我和父亲在外貌与性情上都很不一样，写稿和送稿的经验几乎变成我们之间的仅有共鸣。

父亲在报社上班，总是夜归，早上挣扎起床写稿，麻密密写满一堆，折成一个个纸荷包，置放桌上，然后返房间睡一个回头觉。我下课返家，匆匆吃饭，匆匆把一个个纸荷包带出门分别送往湾仔和中环报社。好几回送的不仅是纸荷包，更有信件，编辑叔叔匆匆看过，从口袋掏出数百块钱嘱我带回，我才明白家中经济又出了问题。也许正因写稿是养家活儿的要紧事，那时候的写作人不会珍惜笔墨，每天写写写，多多益善，但在忙写乱写之际却仍注重一些在今天看来可能是颇荒谬的“编写默契”，譬如说，写稿必用原稿纸，方便编辑部计算字数；譬如说，交稿准时，方便编辑部发排作业；譬如说，不强求亲自校对稿子，尊重编辑部的程序安排。不知何故这一切在传真机时代来临之后骤然改观，新时代的“编写默契”简单直接得多，编与写之间只是供求关系，谁也不欠谁，编的没有高人一等，写的毋须事事配合，写稿发稿两相安。

更有趣的是不仅“默契”转型，连语言亦是。某回我曾彬彬有礼地向一位写作人说“请赐稿”，换回的却是她的哈哈大笑，她说“赐”字太谦卑了，不要再用。这让我联想到罗兰 ·巴特在巴黎大学的演讲，“一批新型人物出现在舞台上，我们不再知道（或还不知道）怎样称呼他们。是作家、知识分子，还是思想家？无论如何，文学的统治传统已经消失，作家再也不能耀武扬威了”。或许，相对而言，同时消失的不仅是作家的统治传统而更是编与写之间的尊重传统。

我父亲于十多年前已从报社退休，早停笔了，甚至连马也不赌了，但他改为赌球，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下注，是日也，如常地，他输得十分凄惨。我非常同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