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隋末劫皇纲的绿林强人在历史小说《隋唐演义》中成为被歌颂的好汉；《水浒传》中杀人越货的山大王都是中国人喜爱的英雄；《三国演义》里关羽在华容道违抗军令放走孙刘联军的死敌曹操，不仅后世读者没有异议，就是在当时也没有受到军法严惩。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仔细思考一下，不都是因为“侠”与“义”二字吗？因为在中国人特别是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只要是劫富济贫，杀人越货也是义举；拔刀杀人，杀谁杀多少，并不打紧，只要是出于路见不平，那就是行侠，不仅不受谴责，反而是应该颂扬的。这便是中国人特别是古代中国人的是非标准。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有这样的是非标准呢？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有关。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并不讲究法律，而是人情大于国法。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不健全，即使有些王朝制定了煌煌法典，但是，一遇到王侯将相、权贵达人，统统作废。在权力大于法、人情大于法的社会土壤中，必然缺失公平与正义。为了弥补公平、正义之不足，就必然要仰赖仗义的行侠者替呼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的弱者出头。于是，便有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他们“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行事风范，最是底层弱势民众所推崇的。自从太史公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以来，中国文学中侠客的形象在各体文学作品中层出不穷，尤其在小说中。武侠小说自古及今，都是中国民众的最爱，最能反映中国民众热爱侠客、推崇侠义的心理。

荆轲是侠客，荆轲刺杀秦王是拼却一命酬知己，是义举。为义而行侠，岂能不深受中国人的推崇？所以，荆轲刺杀秦王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那种不畏强暴的英勇之举，那种为知己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侠义风骨，一直激励着中国古代无数的侠义之士为正义前赴后继。

荆轲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是远去的历史影像。再加上对于荆轲的历史记载，也仅止于《史记·游侠列传》中有关荆轲的一段文字，以及《战国策》中的相关记载。因此，荆轲的形象究竟是什么样子，自然是见仁见智，在各人的心目中有所不同。古代小说《燕丹子》作为描写荆轲形象的唯一小说作品，只是提供了荆轲形象的一种模式。但因为篇幅的限制，《燕丹子》中所呈现的荆轲形象与《史记》、《战国策》所记载的荆轲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因此，如何以长篇小说的规模呈现一个血肉丰富的刺客荆轲形象，就成为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易水悲风：刺客荆轲》的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