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水红的花只开了五分之二

那个男人每天都要跳同样的舞8次，因为杜鹃号会在洱海折腾8个来回。那怎么能叫舞蹈？充其量是卖艺！但keren Ann对他的称呼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

keren Ann初次来到中国的云南，不像别的老外看见雪山，丽江，摩梭族的泸沽湖就喜欢得呼天抢地。她只是爱上了洱海上的杜鹃号，以及那个“年轻的艺术家”。

她叫他艺术家，给他十足的礼遇。加量的好感也许仅仅是因为她骨子里那点儿基因在蠢蠢欲动——她毕竟是颗中国的种子，活到成年都没见过其他的中国种子，这会儿，一个稗谷也让她大开眼界。怎么可以如此动人？那舞蹈着的男子，动作生硬而且笨拙，但这完全不妨碍美感。美感有时候仅仅是黑头发与黄色皮肤的事。

他眉头间锁着的那点不如意和俗气的苦恼也让她着迷。

每场演出的最后，那个男人会跳一个舞蹈叫作“掐新娘”。白族的风俗传统，娶了新娘要掐脸，脸掐得越红越喜庆。男人扮新郎，煽情地对游船上的观众说：“哪个愿意上来扮新娘嘛！”

keren Ann冲了上去。男人愣了，他并没想一见钟情却不得不扮演了一见钟情的一方。然后，他在她的脸上轻轻地掐了一下。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茶花烟的烟盒有纯白的底，上面一只水红的花只开了五分之二，十块钱一盒的烟，现在我也时常抽这个。抽这烟的时候我会想起六年前的keren Ann，接受了那男人递上来的一只定情荷包以后，她如同一只被露水打湿的美洲豹，她的心灵被惊动了。即使那只是舞台上的道具，可她认定，就是他了。她心里的利爪要撕毁眼前这刚成年的小牦牛，那年她24，那男人19。

我在那年刚开了这间咖啡馆。那时候为了收支平衡还把二楼作为旅馆。他们就在二楼最靠右的那个房间住着。每天中午和傍晚出来吃饭和打情骂俏，而深夜灯始终亮着。旅馆的床没被他们搞垮真是要感谢云南的青岗木足够结实。

窗户玻璃上的一粒指纹

六年来，我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有时在杭州，可我想念着昆明的太阳。我知道这太阳底下饧化着一个人，keren Ann，她一直没走。我那间咖啡馆成了她的巢，她像只红嘴鸥也许不需要巢但如果上反了发条，鸟就会驻留不走。西伯利亚不一定是它的归宿地。

人是在等人的时候变老的。如果没有一个人可以等，那么黄金的容颜会永驻吧。她老了何止几年，端好的时光从脸上像水份一样被抽走，有一些路人见到她山顶洞人蹲在椅子上的样子会惊到，没谁会用这么不顾形象的坐姿坐一整天，他们小声说：疯子吗？

嗯，疯子。

她是不会找到那个男人了，因为那个男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他就像窗户玻璃上的一粒指纹，就像一块沾在杯沿儿的茶叶梗，就像碰巧经过太阳的乌云，想要抹掉真的太容易。

别问我他是怎么消失的，我不会告诉你。而且就算我告诉你你信吗？正如同我说这和我没有关系你也不会信。keren Ann打电话给我，“我压死了一只猫。”她的中文至今都没流利起来，但哭声已经是中国的了。这个电话一直铆在我的脑子里，从六年前开始。我赶到昆明市郊的公路上，看到抱头恸哭的女人和猫的尸体。我埋葬了那只小猫，它的坟墓被安顿在一棵松树的下面。那棵树以后会吸取猫的营养长得格外茂盛吧。可谁又知道以后的事情呢，就像我也不知道从前的我会干出现在的我干的这些傻事。

夜像一只燃尽的大灯笼，暗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