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抄下来了，为了对应于水电站的设计，还需计算、整理。经历了几度寒冬酷暑，他在自己的蜗居里，使用算盘和计算尺，硬是将所有的资料数据都整理出来了。

“到了1976年，我终于大体上整理出了个眉目。

“‘文革’时抄家，我这个记录水文资料的本子，因为不起眼而没被抄去，否则真不知又会给我一个什么罪名。‘文革’末期，由于梧州电厂要进行锅炉改造，当时的驻厂军代表要求我回科室工作，参与锅炉改造。这项工作需要到武汉、北京等地出差，这样我就有了能找到一些国内权威专家，对电站的修建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咨询学习的难得机会。

“搞水电站，你首先要解决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要搞什么样的电站？怎么搞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措施？此外，还涉及防洪、航运等方面，很不容易。

“比如一位专家提出这样的思路：在大江大河建水电站，不是在最窄的地方，而是在最宽处，这样可以减少淹没。诸如这些见解，都令我茅塞顿开。”

1979年，大地回春，国家进入到拨乱反正的新时代。

张具瞻落实政策后，工作、职务、级别都得到了恢复。这时候的他先是到梧州纸厂当厂长，1981年又调到市机电局任副局长。

1982年，当他获知自治区关于西江航道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得到国务院批复，很想看看报告的书面材料，就利用到南宁做手术住院的机会，找到自己在区交通厅负责港航监督工作的一位同班同学，再经同学联系了区交通设计院的一个主任，“我与这位主任谈了在梧州建电站的设想，他很支持我的想法，说这对梧州的发展会有很大帮助，于是同意将报告借给我看。”张具瞻说。

“现在讲政务公开、透明，要看一份有关国计民生的报告是很简单容易的事，但当时很多东西都要保密，要个材料很困难。

“在南宁治疗出院后回到梧州，我便根据那份西江整治报告中有关航道的数据，对设想中的长洲水电站的蓄水高程等数据进行了调整，使之与西江航道规划相衔接。

“围绕着建水电站的这个设想，为了让它落到实处，我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直到我认为自己所能提出的方案已较为完善。”

1983年1月27日，张具瞻将凝聚着自己心血的《关于进行长洲水电站建设方案调研的建议》，正式提交梧州市委市政府。

这份调研建议的原件，如今在梧州市档案室仍能查找到。

当年张具瞻在他的这份调研建议的标题下面，还特意附上了自己的那首诗——“西江滚滚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

时任梧州市代市长的彭伟宗在《关于进行长洲水电站建设方案调研的建议》文件上作了批示：这是一项很值得重视的重大建议。由市政府致函水利电力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自治区水电厅，送上这份建议。请他们考虑把这项建议纳入西江开发规划的项目中去……

在长洲岛上建设电站的方案，终于进入了政府推动的程序轨道上。

不过电站的建设，并非至此就顺顺当当起来。

“我当时并未太乐观，这样的大工程从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我能做的只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把意见讲出来。”张具瞻说。

果然，1983年6月23日，水电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以〔1983珠规字〕第017号文复梧州市人民政府，认为《关于进行长洲水电站建设方案调研的建议》不宜采用。

梧州市委、市政府决定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向中央反映地方要求，1984年7月28日，水电部以〔1984水电计字〕第338号文对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0004号议案《关于进行长洲水电站建设方案调研的建议》答复当时梧州市全国人大代表徐涤，认为该建议不宜采用。

这几乎是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他周围的许多人都善意地劝他算了，知难而退吧，但经过这么多年磨难曲折的张具瞻，早养成了一种异于常人的品性，那就是执着，近乎执拗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