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此一件事也许还不至于搁浅，新兴矿的食堂、浴池和商店位于七台河市比较繁华的地段。改革开放初期，矿务局长就掂量出了那块地皮的含金量，于是他找赵文林商谈，要把那些门市房收到局里去。他以为赵文林会顺水推舟，不会有什么异议。没想到赵文林竟不开事儿，说什么也不同意。赵文林说：“那是新兴矿的财产，我交出去了，对得起新兴矿那几千职工吗？”

“这叫什么话？连你的新兴矿都属于我矿务局的。怎么，那几间门市房，我矿务局长就说了不算吗？”

这场商谈是漫长的，艰难的，磨人的。从早晨商谈到中午，已不是思想的沟通，智慧和才能的较量，而变成耐力与韧性的角逐。这很让领导恼火，你赵文林才是一个矿长我就摆弄不了了，如果当了副局长说不上谁摆弄谁了呢？局长恼火了，把茶杯摔了。赵文林从来没把当官当回事儿，这时早全然忘记了官场常常不是讲理的地方，讲的是规矩——官大一级压死人。他见局长把杯子摔了，一气之下也把杯子摔了。这时，一位领导急忙过来，劝赵文林：

“文林哪，你赶快给局长赔礼道歉。”

“我不赔礼！”赵文林气呼呼扭身走了。

有人说，赵文林摔的不是杯子，而是副厅级，是矿务局的副局长。

赵文林尽管被“贬”到了安监局，尽管那位摔杯子的局长两年多没搭理他，但他还是那个样子——真抓实干。他几乎天天下井，而且走得最远。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安监的，在井下多发现一个隐患，矿工就多一分安全。”为防止井下应付安全检查，他准备了三副牌，早晨安监局抽牌决定检查哪个矿；到了矿，再抽牌定井；到了井，再抽牌定掌子面。他当安监局长后，七台河矿务局多年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大幅度降了下来，每年少死亡近百名矿工。

“赵文林这小子是真能干哪！”那位局长被感动了，满面笑容地对他说，“文林哪，今天晚上咱俩喝几杯，喝茅台！”

几年后，赵文林被提为副局长，名义上是第一副局长，干的却是最末一位副局长的活——主管多种经营。他是多么精通于煤矿管理、井下安全、煤炭经营啊！没有办法，通常主管生产的副局长就是局长的接班人，他能争吗？他只好领着分流人员去开荒种地……

赵文林太爱矿山，太爱井下的矿工了。在两个儿子读初中时，他就带他们下井，让他们体验矿工的生活。大儿子赵昕高考前，填写高考志愿时问他：“爸，我报哪个学校？”“鸡西矿业学院。”儿子被录取之后，刘杰茹劝儿子，放弃别念了，复读一年，明年再考吧。儿子说：“这是我爸给我选择的。”大儿子毕业进了煤矿，二儿子赵璐从师范学校毕业了，也被赵文林弄到了煤矿。白天，还在安监局当局长的他常常带着两个儿子下井；晚上，他和儿子唠矿山，看图纸。有人劝他：“老赵啊，你那两个儿子都是科室的，你总带他们去下井干吗？”赵文林说：“他们既然进了矿山，就必须从井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