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口从中国带来的雕花桃花心木箱，依然立在爸妈家的客厅里。爸妈家在康涅狄格州，那所房子是我长大的地方。箱子又黑又亮，上头刻的一只虎爪紧抓地面，在摆着由埃姆斯和勒?柯布西耶设计的家具的客厅一角，对我频送秋波。我走向箱子，把玩箱上繁复的铜件，再阖上厚重的盖子。箱里什么都有：中国的秘闻，樟脑的气息，和在另一个时间地点穿着的衣物，其中有奶奶的绣花丝袍，爷爷的无尾晚礼服、白色晚宴外套和马裤，阿嬷许妈针脚可爱的围裙，妈夏天到香港买的几件修身高领开衩旗袍。迅速翻弄这些衣服，我对它们如数家珍。我不假思索地将它们折了又叠，这是从小做惯的事。爸教过我怎么折旗袍，折时要注意领子，那是旗袍最重要的部分。我还记得自己曾因爸这么懂女人的衣服而感到尴尬，但他告诉我，那是小时候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

此刻，我发现了我要找的东西，是一件黑旗袍，姑婆张幼仪——晚年的她是我的明镜与良师——开的云裳服装公司里曾卖过的那种款式。从小，我就拥有这件衣棠，有一天，它从爷爷奶奶自上海带来的家当里冒出来。虽然衣服上没贴标签，但一天午后，我们在家中的箱子里翻翻寻寻时，幼仪一眼就认出了它。”这是我店里来的。”她说。那高兴的口气，仿佛遇见了老友。打从那天起，我就把这衣服当做幼仪的，而且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存在，就像接受她晚年对我的馈赠一样。是这件衣服把我们牢牢系在一块儿，载着我们跨越了岁岁年年。

家里大部分亲戚，我似乎生下来就认得，但认识幼仪姑婆的情况却不一样。我清楚记得初见面的情景。那是1974年，当时我九岁，我们张家人一如往常，在四姑婆位于中央公园西路（Central Park West）的公寓聚首。四姑婆自1954年移民纽约后，一直是位成功的服装设计师。她穿着剪裁考究的旗袍，头发用假髻挽得高高的，脸上抹得苍白，还搽了鲜红的唇膏。

我最怕到她家聚会。她老是把哥哥、姐姐和我叫到房间，问我们为什么没变胖些、瘦些、聪明些，或是手脚怎么没变麻利些，嘴巴没变甜些；当我们回答得结结巴巴时，就用上海话笑我们。在四姑婆面前，谁都不许戴眼镜，连妈也包括在内，她受不了别人这副丑样子。

初遇幼仪那晚，我和家人一起被引进四姑婆的客厅，一眼就注意到有位戴副大眼镜的陌生人坐在四姑婆坐的双人椅另一头。她仪态端庄，没有架子，和雍容华贵的四姑婆似乎截然不同。我很诧异这陌生客竟被允许不摘眼镜。

爸向我们几个孩子宣布：“这是你们的二姑婆，也就是张家二姐，刚从香港到这儿。”

我羞怯地靠近幼仪，在郑重与她握手之时，目光穿透那副眼镜，直入她的双眸。眸中闪着熟识的光芒，好像她自某个遥远的地方就将我铭记在心似的。我记得自己当时立刻有种可以信赖这位女士的感觉。

她住在曼哈顿北部东区的一所公寓里，第二任丈夫过世后，才从香港搬来。张家人给她起了个诨名叫亲伯伯，显然是调侃她有几分男子气。我注视着她的短发和深色裤装，喜欢从她身上传出的信息：我讨厌裙装，过去人家老喊我野丫头。虽然爸妈从未提起，但我从同辈堂亲和姑姑们那儿听过她离婚的暧昧传言，他们用一种暗示着丢脸、可悲的口吻，谈论她离婚的事。我直视她的脸，想要搜寻”丢脸或可悲”的信息，却只看到平静和智慧。初次相见的那晚，我并没有和她说上几句话。虽然我经常在后来的家族聚会中看到她，但直到五年以后，才开始与她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