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或1980年的夏天，爸打电话给幼仪，邀她来康涅狄格小住数日。他俩显然在之前的一次家族聚会上讨论过这趟远行的可能性。1940年出生的爸，从孩提时代就和幼仪很熟，那时爸家住上海，转角就是幼仪家。1949年以后，爸和家人便辗转到香港、东京、巴西圣保罗，然后到美国。幼仪也在同年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在那儿认识第二任丈夫，一直住到1974年他去世为止。

初访康州的幼仪带来了粽子的食谱和制作材料，妈和我在幼仪监督之下，把肉馅和糯米准备好，然后将大片竹叶放在水里泡软待用。第一个粽子包出来以后，幼仪宣布我们的努力成功了。此后每年夏天，幼仪都会带份新的食谱来，有一年是饺子，还有一年是虾酱。她会在我们准备做菜时仔细监工，然后给我们的成品打分。我喜欢她那种从容不迫、细心周密的方法。我们煮东西时，她就夹杂着英语和中文告诉我中美与古今之别。我在家是讲英语长大的，读高中时才开始学中文。幼仪与我交谈时，从来不讥责我太美国化，或是用我不可能了解她所说的中国的口气。张家这边的亲戚中，没有人是以这样轻松的态度和我说话的，连我自己的爸和爷爷奶奶都一样。

当时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我，正陷入强烈的认同危机。身为张家第一代在美国出生的人，我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却不知如何取舍。身为华裔美国人的我，渴望拥有可以让自己认同的国家，想要追求一个和自己的过去毫不相干的未来。我热切盼望了解自己的出身，却又对自己的传承感到羞愧。

1983年，我开始在哈佛大学就读，由于东亚研究系声誉卓著，便选为主修科系。本想借此达到了解中国的目的，却因为要系统分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而产生困惑。令人气馁的是，我所学的东西并未引起我的共鸣，而主修其他学科的同学却暗示我天生就应该具备有关中国的知识，也让我深恶痛绝。如果我对中国的了解比不上我的同窗（他们大都是美国人），那我出了什么问题？难道我不够中国？我经常如此戒慎恐惧。

那年在研读中国史概论这门课（同学都戏称这是稻田课）时，无意中在一些课文里发现张家人的名字，他们经常被与五四时代（约1919至1926年）相提并论。这个时代见证了传统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引领风骚之下所经历的剧变。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拥护民主的示威活动，五四之名由此而来。这个时代的贡献之一，是产生了新文体和新文学。我的两位伯祖张嘉森和张嘉璈①，也就是张家人口中的二哥和四哥，因在政治界与银行界的成就而为人所褒奖。我自小就认识二伯祖与四伯祖，他们于1970年代中期过世后，每次我去旧金山探望爷爷奶奶，都会到他们位于加州一座山边的基地致敬。

令我惊讶的是，姑婆张幼仪也因为和徐志摩离婚而被提及，后者是将西方诗律引进中国现代诗，并协助创办影响文坛的《新月》月刊的浪漫诗人，名噪一时。他们的离婚事件常被称为中国第一桩现代离婚案。

大学第一个暑假自校返家后，我热切等待幼仪来访。她在我眼中是位值得尊敬的长辈和不谙世故的移民，这位女士和我在阅读课本时所想象的女中豪杰，会是同一个人吗？她到访的第二天，我便拿出提到她名字的书本，央求她从头告诉我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