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幼仪的丧礼在九十一街（Ninety-first Street）和公园路（Park Avenue）交叉口的红砖教堂（Brick Church）举行。出席的人数之多（大约二百人）令我吃惊。我看到她的家人，还有来自公寓大厦的熟面孔——和她一起用餐、练习德文的邻居。素来与幼仪亲近的安琪拉指出其他一些人，包括幼仪的麻将朋友以及聚会教友。丧礼的气氛庄严却有朝气，仿佛每位出席者都知道幼仪走过的是长寿又成功的一生。

安琪拉的丈夫先站起来说话，表达他钦佩幼仪的活力与能干。我看到有些面孔因为共识而精神一振，因为她是一个人人熟悉，而且又开放、果决的女性，也是一位社区教师。安琪拉要我也讲几句话。当我凑近麦克风的时候，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礼堂内回荡。我提到这些年来我和幼仪共处的情形；我怎么样在大学读中国史的时候，首次在一个附注中看到她的名字。我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拜访幼仪，请她告诉我她的故事。

我站在众位来宾面前，与他们分享幼仪鲜为人知的往事：她怎么样一度嫁给徐志摩，忍受离婚之苦，然后变成一位兼具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坚强女性。从来宾的反应，我看得出来很少人知道幼仪与徐志摩的关系，以及她为了自力更生、寻求自我所做的奋斗。看着我周遭的人，我明白幼仪的故事已经带给每个人一些不一样的感受。这时我才发觉，她送给了我一份厚礼。

我跪在爸妈家的桃花心木箱前，紧握着幼仪每天穿的黑旗袍，仿佛那衣衫可以召唤我姑婆似的。嵌织着莲花纹样的平滑织物，看起来仿如星光点点的黑色池塘。幼仪说她之所以喜欢这种质料，是因为它耐穿又看不出皱褶。她还把那种窄窄的传统旗袍改成适合自己的裙装，改法是去掉一些褶裥，而双开衩，让身体有较多活动空间。注视着幼仪这件定做旗袍上独特的剪裁线条，我怀着激赏的心情，忆起她讲求实际和独立自主的个性。

我来到箱前，为的是把两件衣服和幼仪的旗袍并置箱中。那是我的两身结婚礼服。第一件是我在婚礼宣誓的时候穿的，也是我美国式童年里梦寐以求的白纱花边礼服；第二件是一袭鲜红的及地修身丝质旗袍（中国人以红色代表喜事）。我这件苗条合身、领子坚挺的旗袍，是照着幼仪和妈穿的旗袍式样缝制的。虽然我打破了传统，在我父母的祝福下嫁给了外国人，可是当我换上这件旗袍参加喜宴的时候，心里有股悸动和骄傲，觉得自己霎时成为孝顺的女儿和自立的妹妹。

徘徊在箱前，我想象了一会儿幼仪在我身边的情景，然后仔细地将我的白纱礼服、红色旗袍，还有幼仪的黑色旗袍叠在一块儿。我抚平它们之间的棉纸夹层，再把几件衣裳放在一起，静静地关上了家中那口满载回忆的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