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是什么呢？”我急切地追问。她就要把那最关键的东西说出来了。这是我们努力了将近半年之久的……

“是……是我的工作。”

“你的工作？”

“是的。再没有比这个工作更可怕的了。那个女人没有办到的事，它却能办到，我知道它能毁了我。实际上它也把我彻底摧垮了。……哦，那些印着咒语的小纸片啊……一天到晚，每时每刻纠缠着我……我知道我已经发了疯，我想摆脱，哪怕摆脱一小会儿……”

“一个街道工厂的出纳员不会有很大的工作量吧？”她提起她的工作便有些失常，我感到难以理解。

“是的是的。不大，没有多少工作，可是那些数字，数字……我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全是数字，我受不了……它们还常常跟我作对，总是对不上，别人都下班了，我还要一遍一遍地数那些小纸片，一遍一遍地查账，有多少次，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钱偷偷地填进去……”

“那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人贪污……”

“不知道。可我知道我们用的是两套账，一套是专门对付外边儿的；另一套账，从来也对不上……”

“你们的财务科长是谁？”

“一个女人。一个比我的养母更可怕的女人。我能够对付我的养母，可我对付不了她，是的，我怕她……她的眼睛像一架监视仪，而且，她总是有许多道理可讲，你永远也讲不过她，天哪，那时我就想，哪怕能摆脱她一秒钟……”

“你难道不能想办法换个工作吗？街道工厂不是还有什么刺绣组，绢人组什么的……”

“不，我和爸爸一样，也是只工蚁。我只能做工蚁做的事，这是……这是命运的安排……”她垂下头，泪水几乎要滴落下来。

“可是……那……那件事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实在不能把“贪污”二字说出口，“是不是他们诬陷你……”

她使劲地摇头，“不不，那是真的，我确实干了。”

这便是前两天我和景焕交谈的基本内容。我反复看着我们的谈话记录，回想着我们之间交往的全部过程，似乎从中悟出了一点什么，然而又绝说不清。

过去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一代大学生集中了中国青年的全部精华。可现在，我是从根本上怀疑这一点了。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难道是机械地重复那些几代人使用过的干巴巴的理论？难道是熟练地背诵那些数不清的数学公式和ABCD一类的符号？难道是大量复制那些既无害处又无好处的标准化白面包？难道是追求那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全优”光荣称号？

像景焕这样的姑娘可能会被那无数符号和公式所难倒，可是，如果我们给予了她合适的位置、气候和土壤，她的个性和创造力是会插上翅膀的。

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育制度在患着癌症——这是由创造性的狭隘和无能所引起的癌症，什么时候才能切除这痼疾，注射新鲜血液，使之得以新生呢？

俄罗斯童话里常讲：早晨要比晚上清醒些。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早上，我临时做了个决定：在和景焕去滑冰之前，把整理好的谈话记录交给谢霓，这样一来可以给她提供些情况，二来也可以缓和关系，赎赎罪。

谁知，一进门小保姆便告诉我，谢家二小姐已经由一位男人陪同，一早就滑冰去了。

这消息使我很不愉快。那句话说得很对：“任何东西，只有当失去的时候才能感到它的珍贵。”我心里顿时乱起来。难道她真的决定离开我了？她周围有那么一大群崇拜者，她选择男朋友是唾手可得的……哦，毕竟，我们已经相处四五年了，而且，相处得很愉快。

谢家人对我的态度显然是冷淡了许多。尽管他们极有教养，但我还是能感受到这种冷淡。特别是文波，那种居高临下的客气态度使我感到屈辱。

“听说，你和那个小疯子……叫什么来着？哦，景焕，你和她挺不错的？”送我出门的时候，谢虹一只手托着腮，另一只手抱着膀子，懒洋洋地问我。

“你听谁说的？”我气愤了。

“这还要听谁说？我们早就知道了。连给她父亲办丧事，不也是你给张罗的吗？爸爸妈妈早就让小霓‘退出’了，小霓还傻乎乎地帮那个景焕的忙——你知道那个小疯子是个什么东西吗？她是个贪污犯！”

“你是听夏宗华说的吧？”我冷冷地问。

“怎么了？我和老夏快结婚了。听说了？欢迎你来参加婚礼！”

她被叫走了。我心乱如麻地离开谢霓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