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

爷爷嘎巴嘎巴嚼着一把荞麦，涩涩的香味细如青烟，若隐若现地萦绕四周。

“过了半个来月，那匹红马死了。”

我盯着爷爷的脸出神，爷爷的嘴左右磨着，嘎巴，嘎巴，嘎巴！活似田头的老水牛，沉醉在遥远的回忆里头。

“爷爷，队长是你吗？”

爷爷闭着嘴，似乎没听见我说话。

“不是就好，那队长真坏。”我说。

爷爷大概叹了一口气。

七年后，我刚到镇上读中学那年，爷爷病倒了。爷爷不愿打针，不愿住院，父亲熟识的一个护士隔几天来看一次，顺便带些中药来。爷爷在院子边支一红色小火炉，架一黢黑的铁锅，每天从早到晚熬三回药。炉子很小，不易烧火，但爷爷弓着微驼的背，凭一把破竹叶帽，总能教炉子不冒一缕烟，红红的火苗舔到锅底，发出欢快的笑声。不多时，浓浓的药味飘满院子。爷爷把黑而稠的汤药倒进一只笨大的土碗，我和弟弟立即又找一只碗来，把药在两只碗间轮换着，一面尖着嘴，嘘嘘地吹，汤药上一缕缕白烟袅袅娜娜。好了，好了，我们急不可耐地说，把药递到爷爷手中，眼中充满期待。爷爷端着碗，尖起嘴吹一下药，皱一皱鼻子，皱一皱眉头，咽一口唾沫，一仰脖子，药咕嘟咕嘟倒进去，睁大眼，咧开嘴，很痛苦又似乎很舒服的样子。苦吗？我和弟弟问。甜啊——爷爷拖长声音说，你们尝尝？把碗推到我们眼前。我们嘻嘻笑着跑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