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交通、经济在当时的中国都排在前列，所以学术思潮上也更开放。“新学界”书店卖的书就有《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在这样的环境下，陆费逵于1905年加入刘静庵的反清组织日知会也就不奇怪了。没过多久，陆费逵辞去书店经理的职务，到汉口担任《楚报》主笔，短短几个月间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清政府腐败，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查封《楚报》，他也被通缉。陆费逵后来对子女说，得知清廷要抓他，他鞋都来不及换，穿一双拖鞋就登上了去往上海的轮船。

上海的世界自然更大。能干的陆费逵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906年，陆费逵进入文明书局工作，正式踏入出版圈。文明书局是上海一家影响较大的民营出版机构，以出版教科书为主。在文明书局一年多时间里，陆费逵担任多项职务，经常出席书业公会，结识了许多出版界著名人士。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和商务印书馆的结缘让他的命运出现转折。

因为经常参加书业公会，商务印书馆的国文部部长高梦旦看中了这个小伙子，他对陆费逵的才能大加赞赏。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经营书业离不开编辑、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往往是懂印刷的不懂发行，懂发行的不懂编辑，会编辑的对另两个环节一知半解，所以能够通晓三个环节的人才极少。高梦旦认为陆费逵是一个书业通才，在他的力荐下，商务印书馆重金聘请了陆费逵。半年后陆费逵便升为商务的出版部长、交通部长（相当于现在的公关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师范讲义社主任。一人身兼数职，可见商务对他的倚重。

高梦旦对这个年轻后生可谓喜爱有加，他甚至将自己知书达理的侄女嫁给陆费逵。据说他结婚时并没有宴请宾朋，而是非常低调，第二天照常上班。大家都觉得他个性十足。

当时，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的主要业务，教科书和教育界紧密相连，陆费逵又兼任《教育杂志》主编，所以他对教育界非常关注，也借此认识了很多业内名人。陆费逵十分精明，他在向业界推广商务印书馆的课本、参考书的时候，还在杂志中夹带读者调查表，学校填写之后，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年的杂志。而这些反馈回来的调查表，让他更准确地掌握了教育界的动向。

这个时候，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帝国大厦已经摇摇欲坠。陆费逵清楚地看到了国家大势，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彼时，有人向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提出修改教科书，以应对新局面，而张元济在这个重要关头认为革命未必成功，所以教科书暂时不急着改。张元济的态度让胸怀抱负的陆费逵决意自立门户。

陆费逵认为，一旦革命成功，教科书上还写着过去封建皇帝那一套，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他拉上商务的戴克敦、文明书局的陈寅以及他三弟陆费叔辰等人，一起暗地里编教科书。

民国成立前夕，新教科书编写完毕，陆费逵不顾商务印书馆月薪400元的挽留，毅然辞职，以2.5万元的资金和几个朋友开始创业。新书局和中华民国同日诞生，起名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