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中华书局积极地投入这场新文化浪潮中。陆费逵请来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参与编辑。“少年中国学会”的加盟，加强了中华书局策划推广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编辑力量。李达、张闻天、田汉和舒新城都是会员。在他们影响下，中华书局出版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旧译名）、郭泰《唯物史观解说》等中外政治、学术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个中文译本是严复所译，译名为《原富》；后世通用的“国富论”一名，即中华书局出版的译本。

中华书局品牌好、平台大，吸纳了当时一大批优秀人才，如梁启超、沈雁冰、马君武、李达、张闻天、潘汉年、叶圣陶、朱自清、田汉、钱歌川、徐志摩、陈伯吹等。中华书局对近现代学者的学术性著作出版，以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最为著名。从20世纪世纪20年代一直到抗战前夕，可以说是中华书局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期间作为教育家的陆费逵也显露出独到的思想性。他在自己的刊物《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提出两大主张。一个是建议采用注音或以罗马字母拼音，但前提是必须统一语音；另一个是减少汉字的笔画，进行简化。也就是说，他那么早就提出了中国的方块字有的笔画太多，不便于书写，应当简化。他的这两个颇为超前的提议日后都得到实现，可见其不凡的预见性。

陆费逵一直乐意出版一些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也体现出他的教育家本色以及强烈的文化责任感。要知道，解放以前，我国出版物的发行量除了教科书能印几十万册外，其他一般书刊，能超出万册的很少，有的一次只印一两千册；而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由于读者面狭窄，甚至只能印几百册。这么少的发行量，书局摆明是要亏钱的，可是有些著作又确实包含丰富的思想性，不出版着实可惜。在这种情况下，陆费逵便采取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办法，也就是用发行教科书的盈利来弥补学术著作印刷的亏损。因此，当时的中华书局对于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依据。有些高端的学术著作，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也都定得比较高，让作者包销书籍或者赞助出版费用的事情绝无仅有，至于出卖书号更是无从谈起了。

陆费逵主持的中华书局不仅对书刊内容有极高的要求，而且在书刊形式上也精益求精，十分讲求印刷技术和印制质量。陆费逵说：“印刷为文明之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们印刷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所以在硬件设备上，陆费逵一向舍得投入。中华书局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如德国制的轮转大电机、四色大电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当时在远东也是最先进的”。凭借一流的印刷设备，其印制的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潘玉良等著名画家的画集以及刘海粟编《世界名画集》、《世界裸体美术》、《欧洲名画大观》等精美画册，质量堪称世界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