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刷厂建设这件事上，足可看出陆费逵的非凡眼光。

早在1914年，他就着手在上海静安寺路购买建厂基地，两年后厂房建成，1924年又扩建。到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陆费逵看出了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为了减少损失，避免印刷厂和图书馆遭到日军破坏，他极有远见地在香港购地建厂。这个决定保证了中华书局在炮火纷飞的乱世中依然有钱赚。

中华书局的印刷业务后来节节攀升，营业额一度占到中华书局总营业额的四成以上，十分可观。除了硬件的因素，中华书局印刷业务的发展还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后面几年，西方列强没时间顾及中国，所以中国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在卷烟行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实力强大，这个公司除了印制广告，还印各种宣传片送给客户，比如月份牌和附在每个香烟盒里的香烟牌子等，这些都由中华来印刷。此外，中华书局承印大量的辅币券和法币。这项业务后来转移到香港厂，从1936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6年，中华书局光承印钞券的营业额就达到2800多万元，约占中华书局总营业额的45%。

有好的印刷设备、好的机遇还不够，还要配备好的印刷人才。中华书局印刷所所长王瑾士，原是文明书局的石印机徒工。文明书局归并了中华书局后，王被逐步提拔至所长兼香港分厂监督。陆费逵没看错人，王瑾士在提高印刷所的技术、改进设备、争取外版业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后来中华书局印刷所因人才众多、设备精良被认为“执东亚之牛耳”。

中华书局还有一位知名雕刻师叫赵俊，也是学徒出身，后来升任课长。陆费逵对他赏识有加。1935年赵结婚的时候，经济还比较困难，陆费逵送给他400元礼金，这个数目比赵一个月的工资都多。后来抗战爆发，雕刻课迁到香港。印制币券有一个重要工种是雕刻凹版。这个工作很累人，雕刻者整天伏案工作不说，还容易患肺病，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出于对下属的爱惜，陆费逵让王瑾士经过多方打探后，租到九龙郊外沙田风景优美的一处别墅作为雕刻课的工作、生活场所。老板体恤下情，赵俊等人非常感动。抗战胜利后，赵俊任港厂第一厂厂长时，每年都到陆费逵的墓地去祭扫、修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