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脑中镌刻了俊马和武则事迹的老唱片，只有在她来我家，和孙子们围坐谈话时才会回转。此外很难有其他解释。母亲在桑子和我面前从未触及这个话题，可是和孙子们在一起，就会每晚而且整晚不止一次地“俊马、武则”说个不停。一开始母亲都好像第一次提到一样，跟孙子们说这件事，到后来变成孙子们抢先说这个故事，有时还故意把俊马、武则说反了来戏弄奶奶。虽然我严禁孩子们戏弄奶奶，但母亲在这种时候一下忙着纠正他们的错误，一下和他们争论某些观点，自己反而乐在其中，大概觉得他们是小孩子，并不会恼羞成怒。孙子们起初猜测俊马曾经是奶奶从小指腹为婚的对象，后来更相信这就是事实，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也离事实不远。从俊马墓碑上的名字冠了我们家姓看来，就算没真的指腹为婚，大概母亲从小就知道周遭的人都认定他们是未来彼此嫁娶的对象。如果再大胆一点推论，俊马过世后，武则就承接了哥哥的位置也说不定。只是不久武则也夭亡了，才有后来我们的父亲以养子身份和母亲结了婚，这样想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在这样的设想下看来，母亲坏掉的唱片确实反映了一个处于如此立场的女性。她一遍遍复述关于少年高材生的事，周围的人看她这样不免会觉得怪怪的。

母亲现在几乎从不提及父亲。父亲过世之后有一段时期，她就像一般的寡妇一样，常常提到父亲，那也是因为家里许多事都和父亲有关，可等她头脑开始出故障后，就再也没说起过父亲。从这一点看来，我只能猜想要么母亲丢失了刻录父亲记忆的唱片，或者本来就没有配备过这样的唱片。

除了以上所说，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母亲和东京的桑子共同生活期间，我们注意到她似乎将自己一路走来漫长人生的轨迹，由近而远逐渐往回抹除，先是七十多岁，然后是六十多岁、五十多岁。母亲也没有提起过七十几岁、六十几岁或是五十几岁的事。倒也不是完全不说，上午头脑比较清楚的时候，母亲会回想一些比较接近现在的事情，以此为话题，但到了下午，母亲对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就完全失忆了。

当我们谈起这段时期并以此为话题时，母亲会歪着头说：“真有这样的事吗？”一开始我们都怀疑她是不是假装不知道，其实她不是。这些事情在母亲脑海里面要不是早已消失无踪，就是正在消失中。母亲将自己一路走来的漫长人生反过来走，朝着出生的方向走回去，而相关的记忆也按照顺序抹除了。有的部分完全消失无存，有些是一点一滴开始逐渐模糊，还有一些则多少留下记忆的片段。

从上述观点看来，母亲不再谈起父亲的事，或是一再提起年轻时代的事，并非完全不可解。

我在《花之下》所描述的，就是这个时期母亲的身姿。母亲在八十岁那年夏天，结束东京的生活，返回故乡。那是报纸开始报道东京空气污染问题的年代，桑子家附近也是车流激增，不管怎么看，东京已经不是安置老母亲的好地方。正好那时本来长住三岛 的志贺子夫妇，在故乡的村子获得工作机会，刚开始回老家定居，我们就非常自然地把母亲托给了他们照顾。桑子照看了母亲好几年，已经疲惫不堪，渴望从母亲身边获得解放；相反志贺子觉得让自己来照看母亲的晚年也不错。在母亲看来，与其住在东京，当然是搬回熟人较多的故乡长住比较好。

预定离开东京那天下着大雨。前一晚母亲先来我家，然后从我家出发。周围的人都建议延后一天走，可母亲不答应。但她又似乎非常担心这些年长住的桑子家的门窗有没有关好，一直到上车前还问个不停，而桑子就会说她几句。每次被指责，母亲就会像小女孩一样脸红，并没有像平常那样恼羞成怒，我想是因为充满了返乡的喜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