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蒋廷黻便隆重推出了“新式独裁论”，认为中国需要一名强力而果断的政治领袖来把握全局，实行新式的独裁制度。当然，在蒋氏心目中，这名政治领袖并非中国古代至尊无上的“秦皇汉武”或“唐宗宋祖”，而是希望中国出现类似土耳其凯末尔式的做事雷厉风行的权威人物。不过，即使如此观点，在当时也是掀起了轩然大波。胡适读了蒋廷黻的文章，写信给傅斯年说：“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党部中人皆大欢喜！我听了真悚然以忧。”并立即撰文与之商榷，打了一场时间不短的笔仗。

此外，在对日问题上，蒋廷黻的观点也有别于绝大多数的主战派，认为对日开战只会影响中国的统一大局：

我们的国家尚在统一建设之中。倘若这建设的中国是仇视日本的，必于建设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的打击。为新中国计，在过渡的时期不能不万分努力以图避免中日的决裂。就是不为国家打算，单为军政界的领袖打算，仇日的领袖或党派，日本人决不让他统一中国。至于说在近几年欧美或有国家愿以实力帮助一个仇日的领袖或党派完全统一，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我现在要提出的责任问题是九一八以前的我国外交当局，尽了还是没有尽了他们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决裂。照我所知，他们不但没有尽，简直不知道祸之将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舆情之激烈相劝告者，当局亦置之不理。除非别有证据拿出来，九一八以前外交当局的误国之罪是不能逃的。

这些论调在当时多数人看来，是难于理解的，不过恰恰符合了蒋介石的口味，客观上为其“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求和”的主张作了理论阐述。这或许是当初的蒋廷黻也始料未及的。

蒋廷黻得以从政的外在因素是因为他和国民政府早有不少人脉关系。比如，当时行政副院长的孔祥熙，与蒋廷黻在美国是校友，对蒋的才干多有了解，多次在蒋介石面前举荐蒋廷黻。并且由于蒋介石是兼任行政院长一职，所以日常事务大部分交由孔祥熙处理，这也就便于孔在物色政府官员时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操作。同时，早于蒋廷黻进入政府的好友翁文灏、丁文江等人，也深知蒋廷黻有经世报国之志，在蒋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一事上也出了不少力。

对于蒋廷黻的诸多主张，蒋介石是看在眼中，记在心里，决心启用这位言论甚合他意的教书匠。经吴鼎昌（天津《大公报》发行人）和钱昌照（时在南京政府任职）举荐，1933年夏、1934年初和1934年7月，蒋介石三次召见蒋廷黻，向他咨询关于时局的意见。在最后一次召见后，蒋廷黻于1934年8月动身，衔命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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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蒋廷黻结束欧洲之行，回到清华园时已是1935年9月了。11月，国民党“五大”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他要蒋廷黻入阁，担任他的行政院政务处长，协助他拟定政策并担任秘书工作。

据蒋廷黻回忆，当他去南京郊外的汤山官邸见蒋介石时，他仍未决定是否接受任命。落座后，他还在向蒋介石推辞说：“我没有经验，我不知道如何做法。”但蒋介石对他说：“你能，从工作中吸取经验。不工作永远得不到经验。”一面说，一面拿起笔来写了一道手谕：“派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长。”就这样，蒋廷黻弃学从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