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之迈回忆，消息传出以后，“许多朋友劝他多多考虑是否应当接受。有的人对于政府‘求实’的诚意表示保留；有的人以为政治是污浊的，党同伐异，倾轧排挤，弄得不好会身败名裂，劝他不应跳入这个‘火坑’；有的人以为他应当保持学者清高的地位，以在野之身议论政事，鞭挞政府；更有人心存嫉妒而说出许多难听的话来”。倒是胡适等《独立评论》的同仁很体谅他。在蒋廷黻赴南京就任前，胡适引用了他们共同的好友、刚刚故去的丁文江的诗《麻姑桥晚眺》作为寄语，诗的后两句是：“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胡适知道蒋廷黻的湖南脾气，所以期望他能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并希望他做“教育领袖的事业”，以影响和改造政府。蒋廷黻想必很有些知音之感，后来发表文章，还用过“泉清”做笔名。

在《回忆录》中，蒋廷黻对当时自己决心入阁的感受总结道：“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而言，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我之离开清华，并不是由于失望，而是因为当时国内的局势日渐恶化，对日抗战已不可避免，因而应政府号召参加抗战实义不容辞。我个人的去留无关宏旨，这也未必就是理想的‘出山’机会；但我认为，如果非要等到理想的时候再‘出山’，‘恐怕大势已去矣’。”

其实学者从政也并非全是一种类型。比如早于蒋廷黻进入政府的陈布雷、翁文灏，他们都是比较保守、温和，陈甘心居于幕后替蒋介石出谋划策，而翁则是纯粹的技术官僚，安心于本职工作，从不指手画脚，越雷池半步，他们都是国民政府得以运转的“润滑剂”；而蒋廷黻则不然，他很有个性，对人对事，总有独到的见解。与人争论，喜欢单刀直入，毫不留情。性格耿直，自信自负但并非有意骄傲，不喜欢敷衍应付，厌恶恭维迎合。对社会国家，敢于负责敢言，不计得失。像他这类便属于国民政府进行改革的“催化剂”。而蒋廷黻又同置身于政府之外指指点点的胡适、傅斯年诸辈不一样，他们属于在野人士，即使有欲改革之心，却没有行改革之行动，只能在报刊和国民大会上放放炮。而蒋廷黻是打算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人，他要做“当代的萧何”，正是基于这种心态，蒋廷黻既不自命清高，也不热衷仕进，当国家需要他时，他就应召而出，“丝毫不做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

行政院于1935年冬改组，人们赋予新行政院许多称号。有人称之为“行动内阁”，因为它包括许多经验丰富而干练的人才，如精于理财的吴鼎昌，担任实业部长；中国银行杰出的总经理张嘉璈担任铁道部长等等。也有人称它是“政学系内阁”的，因为吴、张二人被认为是政学系的。政学系的首领据说是张群，当时任外交部长。也有人称他是“人才内阁”的，因为教育部长是王世杰、交通部长是俞飞鹏、内政部长是蒋作宾，加上吴、张、翁、蒋等人，俱为一时之选，阵容不可谓不豪华。

尚未正式入阁，蒋廷黻已经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了。就职前一天，行政院新班子成员和委员长共进晚餐，共商政策事宜。蒋提议应该从事一项复兴发展计划，以为备战或鼓舞士气之用。他认为一旦全国人民看到行政院从事大规模修建铁路，发展公路，改良农业，他们就会信任政府。没想到这一提议引起了大家的一致抗议。反对复兴发展计划最凶的，竟是铁道部长张嘉璈。财政部长孔祥熙对他立即表示感谢。孔说他已尽力注意预算，如果再追加预算，财政部长实在不胜负担。实业部长吴鼎昌表示同样看法。这令蒋十分不解，“‘行动内阁’的人何以如此怕行动？这些人身处政治狂流中，居然想用普通的手法去避免战争，令人殊不可解。我认为：他们不晓得主战的情绪已经达到顶点，如果不用非常方法，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我知道这些说话的人都是主和和反战的。他们的行动使我明白，他们除了避免战争之外当时不准备做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