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钟毕业后真是沿着命运指定的方向到了四川的某山沟，在航天部一个基地的子弟中学里教书，宋光说那两年他有机会到成都的话总会来找他，一块喝喝酒发发牢骚什么的。九二年他实在呆不住了就去了广州，在报纸干过，后来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再后来他开始做期货——这是他真正擅长的项目，宋光说这家伙有赌徒素质，上学时就喜欢打牌赌个菜票什么的，他也确实因为炒期货而发了财，后来炒到北京的一家公司，那是九五年。他去北京的真正动力是为一个女孩，我们学校教育系的，他们是在出外搞社会调查时认识的，毕业后还保持通信来往，后来就开始谈恋爱。他在广州时每周末要飞到北京去谈恋爱，周一再飞回来。所以他要去北京。现在呢？宋光说：“现在他早和那女孩结婚了，目前还没孩子。”在山沟里那阵儿小钟和我有频繁的通信来往，那时他还在写诗，他初到广州干报纸时还来过一信，后来就断了联系。我听到的有关他的传说和宋光讲的出入不大，基本上就是如此。只是我听人说他不想和我联系的原因是因为他早已不搞写作了，怕无言以对，他的心态我理解，岂止是他啊，后来放弃了写作的不都是如此吗？所以当宋光拿出手机要拨他的号码时被我制止了。我说：“等一个自然的机会吧。”

宋光说我陷在藤椅中的样子很像一个成都男人，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因为你一脸享乐主义的表情。我说：“我就是成都人，三十三年前我生在成都。”

我说：“十二年前，小钟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其中还讲到你。”

宋光说：“有我？怎么会？什么故事？快讲讲。”

宋光好奇的样子给了我复述那个故事的欲望，我讲了。成都茶馆特有的氛围让我把这个故事讲得很慢，也讲得很仔细。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还没有完全讲完，宋光就叫了起来，“我只和他一起看过一场电影，但不是这一部，是《野鹅敢死队》，你想他怎么可能跟我去看苏联电影周，那应该是尹玲玲的专利啊！”

“真没有？”我说。

“我骗你干吗？尴尬的又不是我。《稻草人》我当时也看了，是和我们宿舍的人一起去的，老宿他们。”宋光说。

我忽然有点走神，说不清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是一种奇怪的挫败感吗？还有一丝丝与神秘交织起来的恐怖。说不清楚。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要说什么，在说什么：十二年前的那个晚上，小种还讲了一个故事，是和这个故事一块讲的。

然后我又复述了另一个故事，不过这一个没有上一个讲得那么有耐心，我的注意力好像一下子飘走了。

结果证明宋光是一个绝好的聆听者，他在我讲述的过程中听得非常认真（是做认真状），甚至还不时做出一些代表惊讶、会意、快乐之类的表情，但是，等我刚一讲完，这家伙又叫了起来：

“诗人啊！你可真是太好骗了，这是咱们上学那阵儿《读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是个大学生写的，很多人都知道，你怎么就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