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里教书，但教书养不活自己，就只好到外面去干兼职，主要是帮人编编杂志。在最近几年中，《文友》是我干得时间最长也干得比较有效果的一家杂志，那一阵儿一到学校放假我都要为杂志的组稿而出差，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既有的作者群以北京为最多，另一方面我在北京的朋友、同学也多。总之，这在当时是可以公私兼济的一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这是两年前的那个暑假，我记得据说那是北京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一天中午约好了是由在某杂志社工作已干到总编辑的同学封林过来请客，他请的全是我们当年的同学，而受邀的几位又顺水推舟地约到了更多的同学，甚至把能够约到的在京工作的男生全都约来了。北太平庄中央新影隔壁的延吉餐馆的大包间里一下子挤进了二十几个人，两桌，人挤人，饭菜倒是一下子变香了，仿佛是回到了狼吞虎咽的当年。封林说：“你们这帮孙子是不是想把我吃穷啊？”在母校一直读到博士然后留校任教的“任师爷”站起来说：“同志们使劲吃啊！咱们还没见过美元长什么样的时候，封总编已经在为境外报纸写专栏了。那几年我到北京出差虽多，但同学见得少朋友见得多，所谓朋友几乎全是同行，这也正常，所以突然来了这么一个纯同学性质的聚会倒是觉得挺新鲜也很兴奋，因为里面的大多数我是毕业十年后头回见到。那天我开了酒戒，跟所有人说干就干。所以喝到后来我已经有点糊涂了，从开始的活跃分子变成蔫蛋一只。时间过得飞快，开始有人走了，理由是下午还要上班，自然急着要走的肯定也是关系较远的，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和他们握别。后来老有人在旁边劝我喝茶，看来我确实醉得不轻。我在朦胧中听到他们开始转入有关文化话题的清谈状态，也就大概猜出剩下的是些什么人。我听他们说话，遇到有兴趣的话题就插一句，我一说话，他们就笑，我想那是因为我的舌头已经喝大的缘故吧。

从延吉餐馆离开的时候，我已基本清醒了，那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有人已经准备请晚饭了，大伙基本一致的意见是：大鱼大肉大酒的不要，找个面馆或是饺子馆吃点主食就可以了。商量一番之后定下去孙悦饺子馆。在路上打车时又有几人告退，所以后来去孙悦饺子馆的只剩下七八个人。大概是当时酒意尚未退尽的缘故，那家孙悦饺子馆的具体方位我一直没搞清楚，只记得门口有一个挺大的孙悦画像，笑眯眯的。有人告诉我说与之相邻的那家湘菜馆是田震开的。这两个歌手我都不喜欢，尤其是那个蹦蹦跳跳的孙悦，但饺子还是饺子，那时候我真觉出饿了。大概所有人都一样，先是猛催服务员快上饺子，然后便大嚼大咽起来。那家饺子馆其实并不大，包间也已经满了，我们就坐在一堆人中间，那种感觉挺好的。一盘猪肉馅的饺子下肚，我已经完全清醒过来，恢复了正常，聊兴又上来了，我就起了一个话题，可是这里闹哄哄的环境已经不适合聊天了，话题无法聚拢，所以七八个人也只好三三两两地私聊。大概是看到缺乏中心议题，无助于欢聚的气氛，封林就把自己的手机往大家面前一举说：“我手机里存了八十多个同学的电话，你们想给谁打就来？”结果无人响应，我想这也正常，对每个人来说，想联系的早就联系上了，没联系大概也属于不想有联系的吧。封林略微有点扫兴，便开始嘟嘟囔囔：“你们架子也太大了，你们以为我搜集这些容易吗？我敢说咱们年级这一百来号人，毕业后属我见得最多。”有人打岔：“那是你出差的机会多。”又有人打岔：“见的都是女同学吧？”封林一下来了精神：“没错，想见的基本上都见到了。”“任师爷”有点阴阳怪气地说：有没有新故事？你的老故事都已经家喻户晓了，讲点新的吧——就是上学时没事儿后来又出了事儿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