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季珊介绍，那篇胡风研究不过是“教父”的毕业论文。

那天晚上我和唐欣聊得正热闹的时候，陈刚来了。陈刚是《当代青年》的一位编辑，那是我和他初次见面。话题还是顺着“教父”往下走。陈刚也是位老江湖了，上学时就是政法学院文学社的头儿，对“教父”，比兰州来的唐欣有更多亲眼所见。他说：“什么他妈‘教父’！这哥们儿整个儿一‘云山雾罩’！他在江湖上的那些个‘传说’全是他自称‘白水先生’云云，说他的文章被安排在《文学论坛》某一期，多少年过去了，也没在《文学论坛》上见过他一个字。还有那‘教父’的称号，他说他是这些人的‘教父’谁他妈知道，后来韩东写了篇小说，叫《天知道》，写的就是这哥们儿。”话题不知怎么又跑到了季珊那儿。陈刚仍显得很激动：“就是当年这帮人的红外围吧，穿一双靴子，扎一头藏式小辫儿，在公共场合抽烟，我怕这种女的……”

几年后的一个春节，在我北郊的新居，喝了酒之后，陈刚对季珊说起当年对她的这番印象，并说：“后来我才发现季珊是个好人。”那时的陈刚已是老板了，经营着本地最大的一家娱乐城，季珊也正在幸福的热恋中，并且就要结婚了。

那天晚上从唐欣宿舍出来，走在陕西师范大学有一盏灯没一盏灯的林荫道上，陈刚以老江湖的口气，不无感慨地说：“这个潭子里的水深着呢！鱼虾王八什么都有……”

之后我与“教父”又有过两度相遇。

一次我对他的谈话印象颇深，那大概便是“高人”的偶露峥嵘。在谈到一个语言问题时，他触及了“生命”一词，他说：“什么是生命？难道就是我们这一百多斤？”仍然是语言问题，他说他曾这么跟杨争光说过：“陕北人把出汗叫“出水”，从我们的直觉来说，哪个是真的？从皮肤表面冒出来的那些水，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它是‘汗’呢？”这两句话叫我很服，非高人不能道出，搞理论的人我也不是没见过。

另一次是在《文友》编辑部。我记得那是1994年底，诺贝尔奖刚颁给大江健三郎。《文友》搞了一次题为“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的小型座谈会，应邀到场的有“教父”和我，还有季珊、秦巴子和李震，另有一位西北大学的教授，我没记住名字。刚开始时免不了有些推推搡搡。我提议请于明先发言，因为他是“教父”。“教父”坚辞不受，说最后再说，先听诸位的。大概高人喜欢压轴。是秦巴子起的头，但最引人注意的发言者还是那位教授（我和秦巴子悄声嘀咕这位大概是位“小学教授”）。教授顺着上面几位的走势批驳了中国作家的“诺贝尔奖情结”，并将之阐释成“向钱看”，还将陕西作家树为榜样，说：“‘陕军’从来没有所谓‘诺贝尔奖情结’。”我忍不住插了一句：“‘陕军’是没有诺贝尔奖情结，但有‘茅盾奖情结’，近来有了‘地摊情结’。”众乐。后来不知怎么让他把话题引到了明清。我们这才知道他是位历史系教授。教授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比较之后开始为满清大唱赞歌，并不打自招地供出自己是满清皇族的后裔，正黄旗——那已到了饭桌之上灌下两杯猫尿之时。在被教授搅乱的气氛中，“教父”开始发言。坦率地说，他的发言让我感到失望，众人不以为然。他在其发言中套用了韩东早年的一篇论文《三个世俗角色之后》中的观点，政治动物、文化动物什么的，来为诺贝尔情结把把脉。在座的我、季珊、秦巴子都是写诗的，李震是搞诗评的，对韩东的那段动物学说耳熟能详，自然不会对他炒出的冷饭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午饭以后，季珊请大家去她的住所坐坐。她住的地方离此处不远。那段时间，她正和一个大男孩在那儿同居。大家喝茶、聊天、气氛还可以。只是“教父”让人觉得别扭，像个多余的人。他只和我，主要是季珊聊，不大理睬其他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