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见到古贝已是第二年的春天。有天晚上我去社科院找李震，上门挂锁——那时李震的夫人刘亚丽尚未从陕北调来，这位大胡子常常不着家门。我不想白跑，便去找古贝。古贝老先生也在社科院任职，作为一名单身汉，古贝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那晚正是古贝来开的门，见到我显得有点吃惊，也非常激动。进屋后我发现紫鸟也在，还有一位小妞，挺拘谨地坐着。据他们介绍，这位小妞是西安棋院的专业围棋手，几段来着，记不清了。据我观察，妞是紫鸟领来的，能看出他俩都想泡。那妞长相一般，但若以棋手的标准来看就应该算漂亮了。那天的古贝终于露出了“铁嘴”本色，与我初次见面时的印象迥然不同。他激情澎湃，唾沫翻飞，双眼圆瞪地逼视着那位女棋士，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册诗集《四个四重奏》（漓江版），在她面前一晃说：“我就是写诗的九段！超一流！我就是中国的艾略特！”我正怀疑那位女棋士不知道艾略特，她已在向紫鸟打听艾什么是谁。紫鸟的回答实在不够言简意赅。我补充说：“大概相当于你们的吴清源吧。”女棋士抿嘴一笑。

到了十时，女棋士要走，紫鸟准备去送。古贝对我说：“你就别走了，咱们聊个通宵！”我见他聊兴颇高，也不好拒绝。

只剩我俩时，我试图把话题引入一些具体问题。

我问他：“你读不读当代诗人的作品？我是说中国的。”

“不读！我读这些干什么？还是读艾略特有意思。”然后就把话题岔开了。

那天晚上的谈话总是这样，无法在具体问题上展开。

我发现古贝喜欢采取这样的谈话方式——宣言式的，绝对以我为主，放狂话就像开自来水一样自然。江湖上传言北岛、杨炼当年来西安时，曾被古贝辩得哑口无言。现在我可以设想那是怎样的一幕情景了。因为此刻我也哑口无言。他容不得你舒舒服服地说话，你不哑口无言还能怎么着呢？

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听他侃，他不抽烟，老咳嗽，还往喉咙里喷着什么东西——我没太注意这个细节，更不知道这会是致命的细节。

十二时左右紫鸟飞回来了。走的时候他没说要回来。

“怎么又回来了？没能得逞？”古贝问他。

“傻妞一个！不开窍！”紫鸟作答。

之后的话题与诗无关，古贝跟我聊起本地著名的三围占卜高手，应该承认，他的叙述能力是非常不错的，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很有效果。

A是南郊的一位老头，擅长观天象。1979年9月9日早起，他照例去城墙根儿看天象。老头大惊失色，逢人便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没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没了！”无人相信，都说他疯了。派出所也把他当疯子，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抓了起来。当天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发了讣告。消息传来，看管人员立刻给老头跪下：“大爷，您饶了我们吧！大爷您饶了我们吧！”放人时，派出所所长跟老头说：“老头，你这么能算，给我也看看。”老头答曰：“这么大的天，可从来就没你这种小坏蛋的星星儿！”

B还算不上老头，他是哪儿的人不知道。可能古贝没说，也可能我没记住。B擅长相面，他院子里住着一位打小看着长大的姑娘，正在谈恋爱。那天第一次带对象回家见父母，她提前跟B说：“成啊！别人的面子不给，你的面子我还能不给？”小伙子来了，穿着那个年代颇为时髦的的确良军装，挺精神的一小伙。B只望了一眼便一言不发，小伙子走之后去送他的一位同学参军，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他想从一列停稳的火车下面钻过，到另一个月台上去，他的同学在那里等他，还有一大帮他熟悉的送行者。就在他正从火车下面往过钻的时候，这列火车突然放了一个屁，移动了近一米，他便趴下啦。车轮正好从他的腰部压了过去。事后姑娘哭着对B说：“大伯，我是您看着长大的，我知道您看出来了，可这么大的事，您都不告诉我！”B说：“我是看出来了——可那是没救的。说出来反而牵累别人，大伯是怕你也被牵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