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在当时也是个年轻人，人称“小神仙”。是古贝当兵时的战友。1976年元旦，他们在一块喝酒，大伙鼓动“小神仙”给新的一年卜一挂。C说：“闰月闰到八，人头滚落赛西瓜。”当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有人问他：“你说的是这事儿吗？”他摇摇头。4月5日，天安门出事儿。有人问他：“你说的是这事儿吗？”他摇摇头说：“这能死几个人？”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有人问他：“你说的是这事吗？”这回他点点头说：“正是。”

三件事讲得我头皮发紧，后背直冒凉气，且憋了一泡恶尿。到厕所放水的时候，又忘了插门，被起解的古正老先生吓了一跳。古老先生对他儿子的朋友历来不是很待见，对我这样的夜间留宿者一脸的不悦。听说他不承认他儿子的诗，认为是歪门邪道。当年，他的《大进军》一诗曾鼓舞着人民解放大军向前向前向前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去埋葬蒋家王朝……

咳嗽也无法阻止古贝高涨的谈兴，他往喉咙里喷了点东西，接着又讲了一件事，这一回把自己也扯了进去。

那时去年夏天，位于本市东郊的纺织学院曾发生过一起至今未破的凶杀案。学院对面的小商店所雇用的两名女大学生（暑假未回家）在夜间守店时被人用钝器袭击，一个当场死亡，另一个醒过来了，但成了植物人，并且没了人形……一位骑车路过的青年听到商店里传出的两声惨叫，但不敢上前，在凌晨三点……

这是一起恶性的凶杀案，在本市尽人皆知。

案发后公安局很快收审了古贝和他的一位画家朋友。原因是在其中一位受害者的日记中发现了他俩的名字……

这位受害者似乎爱上了那位画家，对古贝则以同情的笔调写道：“古贝是一个可怜的人。”那天晚上古贝讲完这件事之后，叹了口气：“太可怕了！”

他承认这两个女孩他都认识，在纺织学院的周末舞会上。别的，他没有多讲。

凌晨四时多，我盯不住了，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朦胧中听到他俩还在聊，似乎是一些女孩的名字，好像还提到了季珊。果然，早晨七时我离开时，古贝问我季珊的电话，他说：“几年不见了，联络联络。”

老实说，我对与古贝见面的一点期待，已经不是谈话本身，而是去瞧一位行为艺术家的表演。这样的见面不会太多。我是否能帮助古贝直面自己的困境？如果是朋友的话。当然，我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

应严力之邀，从90年代开始我担任了纽约《一行》诗刊的国内代理（之一）。每期向主编推荐一些好的作品。严力定期通过他在北京的母亲寄给我邮费，数目不算少，所以推荐是我的义务。很多诗人的作品经由我的推荐在《一行》上发表了，不少还是“处女作”。根据《一行》当时的情况，我主要向严力推荐的是一些缺乏朦胧基因的诗，这也构成了在《一行》后来的一大特色。当我在电话里告诉古贝我想推荐一些他的诗给《一行》时，他在电话里非常激动，他说：“我要请你吃烤肉。”我说：“等我发出来再请吧。”他说：“不，不，马上就请！立刻就请！”古贝所说的烤肉就是烤羊肉串，这是他款待朋友的通用方式。

那是一个冬夜，我们来到南郊小寨十字路口红灯闪烁的夜市（这种夜市都点红灯，被外地人戏称为：“西安的红灯区”），同行的还有他的小侄子。

在一个摊位坐定之后，古贝向我介绍说：“这摊主叫肥肥，教授级的烤肉。这儿还没成立夜市的的时候，他就开始烤了。当年和他在一块儿烤肉的几位从乌鲁木齐来的维族人，都被他挤垮了，回了新疆。肥肥善于针对汉人的胃口来改革自己的烤肉，串儿小，烤得透，佐料味儿好，价钱也合适。此肥肥是南郊烤肉NO.1，本市第一纳税人……”

我逗他说：“算不算烤肉这行的艾略特？”古贝回答得挺认真：“那可差得远了去了，这行的艾略特，只能产于阿拉伯国家，沙特、科威特、卡塔尔什么的。”然后转过身对肥肥说：“肥肥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你还不是艾略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