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附近的农妇和村姑为生计所迫纷纷操起面向矿工的皮肉生意。当黄昏降临、矿工们下班的时候，她们便排着队在坑道口等着，古贝以极其生动的当地方言模拟她们说的话：“大兄弟，俺就是喜欢你脸儿黑！”把我笑得半死。我说你是否把这些写进了专题片，他说这样写就赚不到钱了。也是在那一天，古贝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对我来说印象很深，他说：“真正的大师没那么多花花肠子，真正的大师就是泰森的直拳——哐的一下！”同时他把一只硕大的拳头伸到了我眼鼻之间……

C

古贝死了。

去年冬天，季珊在电话中告诉我这一消息时，声音有点发涩。事情是这样的：那段时间他非常兴奋，一个原因是他写出了一批自己满意的新作，另一个原因便是又有一个诗人（爱尔兰的希内）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后一个原因让许多人疑惑不解：这个爱尔兰老头得奖，与你古贝何干？但这就是古贝，他兴奋异常，往宝鸡跑了好几趟。与他一同曾作为杀人嫌疑犯被收审过的那位画家就住在宝鸡市，是他的头号“知音”。那几趟他俩都是在喝酒和通宵达旦的长谈中度过的。最后一次他去的时候，画家接到了一个从浙江打来的长途电话，是画家在温州的一位朋友打来的，此人名叫“伊加三”（事发后有人指出这是个多不吉利的名字），以前写过诗，后来下了海，现在是一家酒店的老板。伊加三通过画家读到过古贝的诗，对其推崇备至。画家接到电话后便跟伊加三聊了起来。伊加三热情地邀请古贝去温州玩，吃、住、行全包，他说他想和古贝好好聊聊诗。古贝更加兴奋，答应了，说过闰八月就上路（这是1995年，又一个闰八之年）。古贝上路的那天，那令人心慌的闰八已经过去了几日。连续地过度兴奋，再加上上路前的几日他又通宵达旦地赶写一首长诗，上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发烧。旅途中他感到不大舒服，有一种喘不上气的感觉，胸闷。到站后伊加三没有来，伊加三的老婆举着一块“接古贝”的牌子在出站口等他，她说伊正在酒店主持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没法亲自来。上车之后，古贝说自己很难受，请她把车直接开到医院，并说可能是哮喘发作。她看他气喘不上来的样子，就挂了急诊。急诊室根据患者所述，便按哮喘突发来处理了，也未作全面的身体检查，就给他打了一针。据说这种进口的针剂只有在正常体温下才可使用，而当时古贝正在发高烧。注射之后，古贝的体温继续升高。6个小时之后便咽了气，死的时候，他的体温已高达42度……

“死于医疗事故？”

“他自己多嘴。如果先检查，再抢救，也许不会……他以前就发作过两三次，都挺过来了……”

接到季珊的电话，我想起几年前曾当着她的面说过古贝的一句话——我不是精通卜算的人，那实在是一句不该说的话。

当天下午我在钟楼附近转公共汽车，说起来真他妈巧！在公共汽车站，我看旁边的一个女的眼熟，仔细一看，原来是几年前在古贝家见过的那位女棋士，她也认出了我。

“你好！”

“你好！”

“还在下棋吗？”

“当然，我刚升段。”

“那该祝贺你！”

“当然。”

“你那俩哥们儿也还在写？怎么我看着一个像骗子，一个像疯子。”

“我看你们下棋的全他妈像呆子！”

……

那些天我好像特别容易受刺激，也特别喜欢触景生情。当年小寨夜市那个被古贝称为“教授”的肥肥后来不烤肉了，他在外语学院后门开了一家快餐店，听说还专门去深圳学了一阵子之后才开的，生意继续地火，每次去学校上课都要在那儿吃套餐，常能见肥肥，他已经不用亲自动手了，一副有限的老板派头。古贝死后，有一次我问起肥肥：“有个人不知你记得不？你的一个老顾客，人特逗，说你是教授……”

“多大年纪？”

“四十左右”

“干吗的？”

“写诗的。”

“写诗的？不记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