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心里很清楚，要想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不仅要争取蒋经国，还要做广大台湾民众的工作，让他们及时了解共产党和平统一的诚意，要让他们知道，时隔三十多年之后，大陆方面依旧把他们视为久别的亲人，在等待他们回家。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突破台湾当时非常严格的报禁和新闻审查制度，让台湾百姓能够直接看到这些信的内容。

他们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

乐美真：这封信如何来办，当时在技术上确实有问题，因为两岸不通邮，这封信没办法寄。所以当时对台小组就决定，我们用电报发过去，虽然不通邮，但是在通信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第三地来中转，台湾可以接收到。我记得一个小花絮，当时这件事还是派我去办的，那时候这封信，稿子已经经过中央批准了，我就拿去，找到了当时的邮电部对台机构——当时是研究室，一个刘广乾同志，一个张忠恕同志，通过电信总局两条经过第三地中转的线路发到台湾。

为了让台湾民众也能看到这封信，廖公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他专门找来了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的杨奇，希望他想尽一切办法，让《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巧妙包装后刊登此信，让信顺利进入台湾。

乐美真：因为廖公他长期搞对外宣传，很了解对外宣传的时效性，尤其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在新华社工作过，所以他就把当时的香港新华社的负责同志叫来。

这不是杨奇第一次临危受命，当年“叶九条”在香港的发布也是由他一手完成的，而那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981年9月28日，杨奇在接到廖承志的电话后，立即飞到北京。一下飞机，汽车便把他从机场拉到廖承志家中。寒暄过后，廖承志交给他一份叶剑英讲话的底稿和一张29日返回香港的机票。

杨奇：廖公开门见山就说，叶委员长的九条建议，还在他手上没有最后定稿，但是肯定要30日发布。现在又不能发电报给我们，所以只好——他很客气了——辛苦你，把它念熟。29日上午你回到香港之后，把它排印出来，在傍晚的新华社国庆招待会上，让大家都看得到。

那天晚上，杨奇几乎一夜没睡，把“叶九条”背了个滚瓜烂熟。第二天下了飞机，他直奔办公室，把“叶九条”一字不差地默写在纸上。

9月30日，新华社播发叶剑英对台湾讲话的当天，在香港出席新华社香港分社国庆招待会的两千多位来宾，也拿到了还散发着油墨味道的“叶九条”文字稿。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刊发了“叶九条”。

此次接受任务回到香港后，杨奇约了《星岛日报》总编周鼎、《华侨日报》总主笔李志文下午到利园酒家咖啡屋喝茶。虽然他没讲明希望文章进入台湾，但两位老报人一听是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便心领神会。

当时，全香港唯独这两份报纸能够进入台湾，因此大陆方面对它们寄予厚望。在拿到稿件后，两家报社也各出良招，让这封信进入了台湾百姓的视线当中。

《华侨日报》采取的是全文登出的方式，并且就在《人民日报》刊载此信的同一天。不过，报人们将它放在了较靠后的版面里，处理得很不引人注目，因此也没引起台湾报检人的注意，顺利过关。

而《星岛日报》则处理得更为大胆，在一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当然，他们为此想了一个好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