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是当代中国文学界最受尊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量少而质精，总以无比严谨的姿态逼视中国现代经验种种荒凉和荒谬的层面；同时他又不断反省作为一种铭刻中国现代经验的工具“小说”多变的历史和伦理定位。李锐的笔下天地不仁，人之为人的向往和抗争显得何其卑微虚妄。然而作为作家，李锐又以自己苦涩的坚持，数十年如一日，见证了向往之必要、抗争之必要。

早期李锐以他曾经插队的吕梁山区作为背景，写尽农民的蒙昧和苦难，以及他们与外在世界遭遇后所发生的悲喜剧，像《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等。他也曾经以家族经历为素材，反思国共斗争下伦理、社会关系的大溃散，像《旧址》。关于以上三作讨论，见《吕梁山色有无间：李锐的小说》，《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二十家》（台北：麦田出版，2002）。李锐又有《银城故事》述说辛亥革命前夕波谲云诡的政治角力，阴错阳差的后果。见我的讨论，《历史的忧郁，小说的内爆》，《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出版，2007）。合而观之，我们已经隐约看出李锐有意借小说铺陈他自己的现代史观。从文化大革命到共产革命，再到辛亥革命，他一步步“退向”中国现代性的开端。他检视宏大叙事中的因缘起灭，勾勒英雄年代中的苍莽悲凉；或用鲁迅的话说，“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墓碣文》）

写《张马丁的第八天》的李锐更将焦点指向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近代中国面向世界最狂乱、也最屈辱的一刻。对李锐而言，由此而生的巨大创伤正是中国现代经验的起源；不直面这一创伤，我们就无从思考百年来从救亡到启蒙的意义。

但如何叙述这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历来已经有太多约定俗成的说法。李锐选择以华北各地教案为主轴，展开他的探索。《张马丁的第八天》的故事基本分为两线进行。圣方济各会的莱高维诺主教在天母河地方传教尽心竭力；他将从意大利带回来年轻的乔万尼，视为衣钵传人；他也同时带回自己的棺材，准备埋骨异乡。与此同时，祭祀女娲的娘娘庙香火依然鼎盛，古老的助孕求子仪式深入民心。这成为莱高维诺主教最大心病。双方的嫌隙因为官府的媚外政策日益加深，终因张马丁被打死而爆发出来。

乍看之下，这样的情节依循了我们熟悉的二分法：欧洲宗教与地方文化、启悟与迷信此消彼长，而背后则是西方帝国势力、中国民间文化、和清朝政府间的复杂互动。但李锐的用心当然有过于此。他的问题包括了：西洋教会能在中国内地掀起狂热，与其说是帝国势力的蔓延，是否也点出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情感结构”发生空前断裂，以致让新的信仰乘虚而入？太平天国之乱已经可见端倪。而所谓信仰是亲爱精诚的奉献，还是身不由己的耽溺？信仰带来的是虔诚与救赎，或竟是傲慢与偏见？

这些问题构成小说的底线。李锐更要观察的是作为血肉之躯的人——不论是领享圣宠的传教士还是质朴固陋的匹夫村妇——如何在这场中西文化、信仰体系的碰撞下，重新定义自身的位置。他从而发现在神恩与背弃、文明与原始间的距离何其模糊；超越与堕落可能仅止一线之隔。如果现代性的症候之一在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称的“祛魅”（disenchantment）与否，那么李锐笔下个人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