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兔子听音乐”外头的露天咖啡座，凯麟拿出甫从巴黎带回的纸袋，魔术般细撮起纤长手指，凝空作势如将法国面包切片，抹上杏子酱、鹅肝酱、盐之花。苦楝树一时似被挪到了香榭大道，他的面容在光影细缝间波光粼流起来。怎么会呢！这个身受严谨法国哲学训练的，和那个在台湾乡间民居拾物的，是同一人么？是啊，是的。咖啡冷去后，话语如旧，我们唏嘘着，那沿街是古董文物的年代不再！如两个古董贩子，感叹追忆似水流年，那黄金灿灿的天宝遗事！

就地游牧，是为放逐？或栖息？

这无疑是一册真实不虚的繁华过眼录了。灵光一刹驻停于此、签写入册的，不仅仅是凯麟轻描淡写的疼惜心情；这悟言一室之内的怀抱，正是文人体物写志的大传统：一部繁如星斗写物史。迢远时间之河彼岸的，有明人张岱，“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苦活执笔，嬉笑戏写《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虽言砂罐锡注、鹦哥祖母，其实掩映着《石匮书》的黍离之痛。

鲁迅、周作人，堪称上世纪初中国文坛最负盛名的兄弟档。后者曾说自己的闲适文章与正经文章，像是“绅士鬼”与“流氓鬼”的交替峥嵘，也像隐士与叛徒的异曲。这两组名称标签，似乎更适合拿来对照此兄弟二人作品与行事的迥差风格。兄弟失和、“闭门读书论”后，周作人更加纯粹地倒向美文书写，与鲁迅分道扬镳。《看云集》里，从金鱼、虱子到苋菜梗，无一不闲适冲淡。“卢沟桥事变”后，知堂滞留北平，国难声中趋附汪伪，此汉奸之行如铅块拉扯着他往恶名颓坠的同时，鲁迅早已成为新中国的文学图像。战斗与闲适，两人的形象与评价，天差地别远在天平的两端。然而，鲁迅日记里皇皇大观的收藏记录，直是一本现代《长物志》。某种迷恋细节、恋物的本质，丝毫不逊周作人式的“草木虫鱼”的蕴藉温情。铁血匕首的背面，鲁迅在汉砖瓦当、古币陶瓷、木刻版画等“物”上，特别显出古老中国的晕黄韵泽。周作人亦同，常年日记的习惯，始于一八九八年，直到《知堂回想录》，长达六十三年。日记记事，本是常态，他的日记则不只记事，尤其着墨记“物”、记玩古董拾芝麻的闲事。借由负荷情感内容的“物”，我们似乎寻得某种密码，通往他们掩饰在新文学身份底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美学密室。

一九四八年，左翼文人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文中指沈为“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在一连串的打击与威胁下，沈从文陷入极大的恐惧忧郁，如乱石打下各类反扑与反击，将他带到如地狱般的恐怖之境，其骚乱躁郁叠叠层层，如幢幢黑影。翌年，沈从文封笔，告别了以《边城》闻名的小说家身份。大难之后，沈从文重入湘南，橹桨的咿呀声与船歌、长河的水重新抚慰他，他写道：

我仿佛被一个极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后那个声音还在耳朵边。

在黄昏的薄暮中，他写下如上文字。是启发，也是暗示，他找到重入人世的路径。曾经，他为文学来到北京；失去了文学创作，他的原乡仍在，那是古老文化与艺术的、绝对美丽的所在。如何重新活着，他找到心里另一个“故乡”，像湘水一般在他心里汩汩流动且源源不绝的，他心内的“故乡”。看似断裂的“全景幻灯”，画面跳开，它是下一张图片出现前的空格：黑暗、无助、光彩远去、声音哑黯。但，阒夜里，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其温和线条，素雅质感仍在，仍静置安在。下一张画面出现，白描添上工笔设色，沈从文的文物书写带来他生命的另一段风华。正如他生前未见发表的遗作“抽象的抒情”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