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大学里有个体重250斤的女外教，有一节课讲“Culture Shock”，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冲击。她说，发展中国家的孩子，第一次看迪斯尼动画片，第一次吃麦当劳肯德基，第一次听摇滚乐，都可以算是文化冲击。我回忆了一下，发现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文化冲击，以至于完全不知道到底什么被冲垮击毁了。

这次，我似乎有点明白了。

我看见一棵树，树下垒着许多石头，形状和颜色似乎经过挑选，显示出一种形式感，一种眼睛可以觉察出来的美感。树上，挂着18只雄性新鼠的尸体，从枝杈上长长短短地垂落，像一颗颗成熟饱满的果实。

“怎么死的？”教官问，两名队员正尝试着把其中一具尸体挑下来。

“看地上。”我指了指脚下，铺着一层均匀的白色细沙，无数细密的足迹围绕着大树，排列成同心圆的形状，向外一圈圈蔓延开去。我想象着那个场面，一定壮观得有如国庆日的升旗礼。

“报告教官，尸体没有外伤，需要解剖才能确定死因。”

教官摆摆手，他抬头看着那棵树，神情迷惘，眉头紧蹙。我知道他和我想到了同一个词。

“去你妈的母系氏族。”黑炮一脚踹在树干上，尸体像熟透的果子，簌簌掉落在地，砸出沉闷的声响。

我猜他也被冲击得不轻。

“现在都21世纪了好不好，我们都登月了好不好，让我们用这些破铜烂铁？”理了光头的豌豆脑袋抹了油，更像一颗豌豆了，他第一个站起来抗议。

“对啊对啊，不是说国防现代化吗，整点高科技的嘛。”我在一旁帮腔，营房里赞同声四起，闹哄哄地像个课堂。

“立正！稍息！”每次应付这样的场面，教官都会出动这一招，也确实管用，“谁告诉我去年一年的军费预算是多少？”

有人报出一个数，教官点点头：“谁能告诉我咱们军队共有多少人？”

还是那个哥们，教官又点点头：“大学生们，你们谁能算算人均能摊上多少钱？你们每年上学又要花掉多少钱？”

那哥们不说话了。

“高科技！”教官突然拔高了嗓门，震得我耳膜嗡嗡直响，“就你们？筷子都捏不住，给你把枪不得把自己蛋蛋给崩了？高科技！你们也配？”

“收拾好自己的家伙，五分钟后集合，行军拉练，二十公里，解散。”

一把伸缩式军用矛，顶部可拆为匕首，一把锯齿军刀，一根行军带，一个指南针，还有防水火柴、压缩干粮、军用水壶等其他有的没的，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装备。当然，教官有调用其他装备物资的权力，但似乎，他对我们并没有十足的信心。

也许是为了印证他的话，一场拉练下来，就有三名队员受伤，其中一个哥们，因为一屁股坐到军刀柄上，成为第一名因伤退役的队员。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那难度实在太大了。

六周的高强度训练之后，我们迎来了第一场战役。

从大多数人的眼神里，我看到的是惴惴不安，豌豆失眠了，每天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把木板床压得咿呀怪响。我逐渐习惯了这种没有电视，没有网络，也没有7-11的生活，但每当想到要把手中这杆碳纤维的利矛，送进一具有血有肉的温热身体，哪怕只是一只老鼠，我都不免心生怯意。

但也有例外。

每天但凡路过拼刺场，就能看见挥汗如雨的黑炮，他自动自觉地给自己加量，还随身带着块小磨石，逮着功夫就霍霍地磨起军刀。听认识他的人说，学校里的黑炮，是个特别内向老实的孩子，还常被同学欺负，可现在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眼睛里射出的光，活像个嗜血好战的屠夫。

或许真的有人是为战场而生。

第一场战役从开始到结束总共耗时6分14秒。

教官带领我们包围了一个小树林，然后做了个冲锋的手势。黑炮挥着长矛，率一群人杀了进去。我和豌豆对视一眼，默契地跟在队伍的最后，缓慢前行。等我们到达交战地点时，剩下的只有一堆残缺的肢体和血迹。据说黑炮一个人就捅死八只，可从他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兴奋或喜悦，反而有一种类似惭愧的神情罩在眉间。他挑走了一只还算完整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