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很高兴，能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为我出版这本书，看似有些“界别超越”，实际上是在情理之中的。记得，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很早就说过：“科学与文艺是一块镍币的正反两面，它们互相借鉴，互相推动，也互相依存。”没有想到，我如今有幸又“实践”了一回。

转眼之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已经成立６０周年，一个“花甲”了，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们回忆数不胜数的、光彩夺目的那些往事和那些人，兴奋颇多，感慨也颇多。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把目光转向未来，因为那毕竟是“明天”，是要继续走下去的道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问笔者：“北京人艺未来的60年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一愣，确乎是难以作答。于是，只好用玩笑话搪塞过去。当我独自站在首都剧场空空的舞台上，特别是当我看到那些已经渐渐消失的“瑰丽的背影”之时，我不能、不忍又不得不想想编辑提出来的尖锐问题。自然，依然久久想不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来。

1６年前一个冬日的上午，风和日丽，我们来到庄重、肃穆、悲痛的八宝山殡仪馆，在曹禺老师生前所爱好的肖邦名曲《葬礼》声中，瞻仰了遗容，并向他恭恭敬敬地三鞠躬，作着最后的、痛苦的告别。刹那之间，我真的觉得老师并没有走，没有！他似乎休息片刻以后还会醒来，而且还会兴奋又激动地和我们谈剧本创作，谈剧院建设，谈话剧前途，谈发生在老百姓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当然，这一切也是一定会涉及未来、人生和人类的。甚至，他又会满怀激情地、赤膊上阵地（记得，他在创作《明朗的天》时，正值炎热的夏天，便是在家中打着赤膊，身边摆放着一块天然冰，挥汗如雨地写作的）伏案，写着一生酷爱的话剧剧本。曹禺老师来到我们这些小字辈儿中间，会有时倾听，有时思考，有时述说，有时欢笑……啊，那是一种很有感染力的欢笑，会使整个谈话变得格外轻松，格外和谐，格外亲切，格外美好。曾经有多少次，数不清的多少次啊，我就是从这样平常又难得的谈话里，从曹禺老师那以博大精深的知识为依托的独到的见地当中，受到启迪，受到教育，受到指导，受到升华……这，是足以使人引为骄傲、自豪和幸福的，是我一生当中难能可贵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