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人艺老演员朱旭，感慨万千又激情澎湃地说道——

他是我们可亲可敬的师长

他是我们引以自豪的院长

他也是我们相处了半个世纪共创辉煌又风雨同舟的同志

至于该怎样认识他

却有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

此言说到笔者心窝里去了，也说出了我的全部感觉和感受。

然而，曹禺老师确实是走了，离开了我们，走得很远，走了整整十六个春夏秋冬，再也不会回来了！

是的，我再也听不到曹禺老师的亲切教导，哪怕是一篇文章，一篇讲语，抑或一个点头，一个摇头，一声微笑，一声叹息。然而，半个世纪以来，他对我们进行的创作上、学习上、生活上，乃至人生上的教导，却突然之间显得更加清晰，更加丰富，更加中肯，更加深刻，使我们终生受用不尽。今天，我十分懊悔自己在不经意间放过了许多向他请教的机会，在不经意间忽略了他的许多谆谆教诲。而且，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自己并没有真正认真地学习和深刻领会他的用心指导，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确不是一个好学生，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

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三件事，那正是曹禺老师在指导我们做人方面的言与行。

曹禺老师身为院长，总是能和我们一起研究、讨论艺术上的得失、成败，对一些不成功的尝试，他也常常是首先肯定成绩，从不盛气凌人。同时，他的思想又是很锐利，很深刻的。比如，在上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演出一些苏联的话剧，应该说这种引进还是有些收获的，但是也形成了很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对于引进的作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在我们演出了一部现代剧以后，在一片热烈赞扬声中，只有曹禺老师一个人站出来说道：“这个本子只是一个‘二流’的剧本，充其量只是个‘佳构剧’。”老实说，这使得我们都目瞪口呆，似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另一方面，对于真正的艺术精品的出现，曹禺老师又是非常敏感，十分热情，由衷兴奋的。比如，当他读了老舍先生的《茶馆》第一幕以后，就立即处于一阵狂喜之中，疾呼：“这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这是经典！经典！” 大约，在这“一贬”与“一褒”之中，所能使我们获益的绝不仅仅是关于剧作方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