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百花盛开、大地复苏的春天里，曹禺远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回到了祖国和阔别15年的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他欢欣鼓舞、生机勃勃的心情是可以想见得到的，其集中表现在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发言上。他说：“我是生平第一次，大概也是与会代表第一次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伟大的文艺盛会，是一种从来没有的大团结，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聚会。”“我还没有经历过像共产党这样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给文艺工作者以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荣誉。现在，可是千头万绪，百废待举啊！新中国还未成立，党就先把全国文艺工作者请到北平来聚会。”接下来，曹禺又热情高万丈地奔赴安徽参加了土地改革，还跑到治理淮河的工地上，与农民、工人一起生活和劳动，接受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自责心理，而且越来越重。可能在从国统区来的作家里，他是第一个反省自我的人，而且是没有外界压力，不用外界任何敦促，主动地、积极地、认真地对自己的旧时作品进行了彻底批判。首当其冲的就是他23岁上清华大学时写出的成名作《雷雨》。他鲜明而又沉痛地提出——要把自己过去所有的作品，都放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下，彻底照一照，从而挖出创作思想上的脓疮” 。甚至，他为“过去没有能够写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典型人物”而愧疚万分，无地自容。他在一篇名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的文章中写道：“过去是以个人的好恶，主观臆断对现实下注解，作解释工作。……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贸然以所谓‘正义感’当作自己的思想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謬的。”甚至，还对《雷雨》作了全盘的否定：“我把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上得来的命运观念，于是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了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阶级的必然灭亡。”同时，也给自己下了这样沉重的结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含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阶级圈子。我写工人（指鲁大海——引者）像我自己，可怕的失败，僵硬，不真实。”他认为：“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写工农兵，其结果必定是不伦不类，你变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那么，他的实际行动又是什么呢——拿《雷雨》开刀，进行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