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把鲁侍萍改成一位敢于反抗压迫者的残暴，具有坚强斗争精神的妇女形象；其次，把全剧的结尾改成了——周萍作为资产阶级的大少爷，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不必自杀了。四凤是个受压迫的年轻女子，很值得同情，更是不必寻短见了。……历史有时候是很会开玩笑的。曹禺这次面目全非的修改，竟然是以1937年周扬的一篇具有“马列主义权威”意见的文章，作为指导思想来进行的。尽管，这样做是十分盲目和并不太情愿的，现在看来，这一切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1949年以后，文学艺术界以至全社会，都在以批判为支点，开启了泛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人都是难以超脱的。后来，一直等到1954年，刘少奇看了老本的《雷雨》以后，高度评价为：“深刻，深刻，很深刻！”时，曹禺的心里才稍稍地安稳下来，松了一口气。

情愿中的不情愿，不情愿中的情愿。时间长

了以后，这一切居然变为可怕的习惯成自然。

1954年，曹禺急不可待地开始了《明朗的天》的新创作。

1953年的秋天，在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身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主持人，周扬要曹禺作个发言。然而，曹禺几年来一直没有动笔，实在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由于周扬的坚持，他只能顺从地讲了这些话：“同志们，在走上这个讲台以前，我想过，我用什么来和我的朋友、我的前辈、我的领导见面呢？四年来，在创作上我没有写出一样东西。我的祖国在前进，人民生活同政治觉悟都是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提高、丰富、活跃。四年来，我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我经过土地改革、文艺整风、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但是我还没有写出一点儿东西。应该说，我是一个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同志们，祖国的建设像海水一样的渊深，无论哪一条战线都出现了很多英雄，在这种时刻，一个人如若不能完成任务，他是多么突出，多么不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