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下，曹禺师就戏剧文学问题，发表了他多年从来没有过的、非常有见地的、完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重要美学观点——

我刚读过《文艺报》上发表的孙犁同志的《文学和生活的路》，谈得很深刻，他那么解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当前，我感到有个极大的问题，无论写戏，写小说，写什么东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并不反对，但是，怎样体现这种思想性，这就是个问题。现在一出戏，有个官僚主义者，另外必有几个正面人物是代表正确思想的，于是按两种思想写成两种人物，形成两种思想斗争，这样写成一部剧。当然不是那么拙笨的，也有曲折，也有故事，但是，终究避免不了这么一个套子。这种戏需要不需要呢？当然也需要，这就是社会问题剧，针对当前社会上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写出来的，看这些戏也是让人激动的，觉得讲得有道理。过去只敢写生产小队长、大队长的毛病，现在思想放开了，甚至连老干部都敢写出他的问题来。但是，我觉得这样写下去，是很令人担忧的，这是一条很狭窄的路。如果把文学搞成政治需要什么就表现什么，该解决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比如《权与法》，这部戏，即使全国都上演了，是不是“权与法”的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再搞特权了？这很难说的。为什么说这样写的路子是狭窄的呢？你们看所有大作家的好作品，都不是被一个问题限制住，不是被一个问题箍住了，他们把整个社会都看过、想过了，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范围比较开阔，也比较深入，这些作品的思想性，不是按照作家规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写出让人思、令人想的作品，让你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远很远，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甚至思索人类。《红楼梦》、《水浒》没有鲜明地提到某一个社会问题，却把整个社会反映出来了。《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这样。看见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看见什么人物，就写什么人物，不是真正从自己感情世界中感动过的，就拿来写，这样的戏写出来，也许可以感动一时，但不能感动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