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曹禺曾经让英若诚把这样一封信，当着他自己的面读给了那位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听，至今洋人剧作家也不明白是发生了什么事和究竟是什么意思。大约，他是永远也不可能明白的。

好像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巴金还给曹禺写过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

后来，曹禺师曾激动地写了一首诗作答——

死去原知万事空，

忍看山河代代穷！

从今再不事杂琐，

拼将残勇赋春风！

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

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这是很不是滋味的悲剧。

曹禺利用晚年的宝贵时间，紧握手中的笔，再一次把心里的宝贝奉献给读者和观众的决心已下。然而，下决心容易，实践起来却是很难很难的。这一点对他来说，也是始料未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