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冲有个吴四老倌，本名吴本义，除了有时腰子痛，身体还算好，吃饭搬大碗，下雪天不着棉袄，捏根牛鞭无论犁钯都是好角色。他眼不花耳不聋，要是天边有架飞机飘过去，声音像蚊子叫他也听得见。

那一年，公社实现广播化，他屋前的大树上也装了个喇叭。人们看见他每天吃了晚饭，就端个黄铜闪亮的水烟管，拖一把竹椅子，坐在那喇叭对面，同喇叭说话。

喇叭里说：“……大干促大变，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他呼哧一下吹出烟筒里的烟灰：“讲得不错，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

“要大干就要堵死资本主义的路！现在有的队还是工分挂帅的阴魂不散，要搞什么包工定额……”他觉得这一句不大顺耳，眨了眨眼：“不包工如何办？又搞政治评工？大家都坐大船，不养懒了人？”

“还有的生产队还是自由化种植。公社里要求插三四寸、三五寸，他们硬要插三六寸、四八寸……”这几句更不顺耳了。他用点火的纸枚子指着喇叭：“你晓得么事？插密插稀那要看田，看水，看时候。晒垫大块地方，住上十几口人，那如何舒服？还不个个都长得像丙伢子？”丙伢子是隔壁一个很瘦弱的娃。

“有的人留恋小自由，屁股上长着又粗又大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喇叭里越说越来劲，说得他黑了一张脸：“还要割尾巴啊？什么时候割脑壳？割得你外公连烟都没有烧了！你晓得不？”

…………

正在这时候，几个收工较晚的后生从他门前走过。一个年轻妹子笑道：“四爹，你讲这些不是空场合？公社里又听不见！”

“那你们开大会批判林彪做么事？林彪未必又听得见？”他振振有词。

“我们不能同你比。你是革命老前辈，给红军撑过船，给游击队送过信，给农会敲过锣的。你现在也只能三百里外骂知县啊！”

这次轮到他无话可说了。更让人恼火的是，在喇叭里胡说八道的不是张三，不是李四，居然是他的一个外孙女，那个新上任的广播员荷花。荷花一口屁话不着四六，当外公的不也跟着失了面子？一颗脑袋还能往裤裆里藏？想到这里，他收起水烟筒，洗了脚，换上一双新布鞋，背着手闷闷地翻过屋后的猫公岭，往女儿家里去。他得提醒女儿，要她管教管教自己的崽女。正巧，这天荷花回家了。外公一见她就劈头盖脸地开骂：“你明天给老子回来，翻粪凼！泼油菜！莫到喇叭里去鬼喊鬼叫！”

外孙女莫名其妙：“我犯什么错误了？”

“你还装蒜？以为外公耳聋是不是？天天就是你在喇叭里叫，什么政治评工，什么割尾巴，喊得七冲八坳都听见了。你黄瓜才起蒂，豆角才抽藤，晓得什么？外公今年六十几岁，做了五十多年田，当了十三年队长，九州三十六县都到过，搞农业还没有你清楚？”

外孙女眼里含泪，“外公你说些什么呀！那都是区里吴党委的报告，我只是念一念。”

“吴伟昌？就是那个办点干部？”

外孙女从书包里拿出一叠纸，“你看嘛，都是这上面的话。”

吴四老倌从来不喜欢看横行子的书，而且认得的字也不多，便眼睛一闭：“我不看，你读!”

外孙女读了两段，果然都是喇叭里讲的那些。老人听后狠狠地烧了两筒烟，“这吴伟昌是哪个吴家祠堂的？如何以前没听人说过？我看啊，他肯定不是做田出身的，不是什么好货。听他的话，不拐场我就不姓吴!”说完不顾女儿和外孙女的挽留，叹了口气，闷闷地踏着月光回家去了。

从这一天起，吴四老倌门前那个喇叭，不知为什么就不响了。大队宣传委员吴忠阳来检查广播，首先发现了这一事故。他是吴四老倌的一个侄子，长得白白净净，讲话柔声细气，还掌握了很多形容词和时事新闻，是个刚提拔的年轻人。他到吴四老倌屋后转了一圈，回头问：“四爹，你老人家屋后那一截广播线到哪里去了？”

四爹正在门前犁田，赶着牛头也不抬：“风吹跑了吧？”

“风吹得跑?”侄子虽然怀疑，但也没想得更多，只以为是哪个调皮伢子偷铁丝做弹弓去了，便找来一根新铁丝，把广播线重新接上。不料他几天后再来检查，发现广播还是不响，刚接上去的铁丝又不见了。他再去问吴四老倌。这次老人正在菜地上泼粪，还是头也没抬地说：“怕是被黄野狗叼走了吧？”

“黄野狗?”吴忠阳望了望吴四老倌的粪桶，赔着笑脸道：“嘿嘿，你老人家莫逗我，你用它做了尿桶箍嘛。那铁丝我认得……”说着指了指粪桶箍。

吴四老倌瞒不过去，一瓢粪泼过来，差点泼在侄子的脚上，“明人不做暗事。告诉你，我就是不喜欢广播。没把喇叭盒子拆下来换纸烟，算是给你面子。”

“四爹，这可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同意你们这样胡作非为？呸！毛主席大仁大义，文武双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八年抗战，十年内战，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他要是听了你们那些话，不治你们的欺君之罪，你就来问我吴四老倌！”

一通没头没脑的话，把宣传委员训得晕头转向。但吴四老倌还不罢休，又讲出一些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机密：“告诉你，林彪在毛主席面前玩了一百零八个诡计，也被毛主席看穿了。你们也要老老实实当差，莫捣鬼！坳背冲的人讲，毛主席下半年要坐飞机来看禾，到时候哪个队的禾不好，你们捣乱的都要拿绳子来捆。阳伢子你放明白点！”

吴忠阳吓得转背就溜了。

过了不久，吴四老倌这些话传到上面去了，传到了吴伟昌的耳里。吴伟昌大为震怒，把呢子帽往头上一戴，笔记本和手电筒往衣袋里一塞，骑着脚踏车就下到了吴冲。当晚，他宣布召开群众大会展开大批判，催人到会的哨子吹得嘟嘟响，闹得鸡婆鸭崽都不得安宁。只有一些小娃崽来劲，以为又有什么热闹戏看，大的背细的，细的扯大的，像一群湖鸭子往政治学习室里钻。他们研究着吴伟昌的手表和皮鞋，争论着这个陌生人到底是像戏台上的座山雕，还是像坳背冲的王屠夫。

等了好一阵，人群中还不见四老倌影子。吴伟昌很不满意地敲着桌子，要吴忠阳再去找。可怜吴忠阳最怕蛇，最怕鬼，因此最怕走夜路。眼下不光在四爹家里找了好几轮，还提心吊胆到岭上转，很快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好容易，他在养牛的金海爹那里找到了四爹，发现他正在那里喝茶。他身后的那一片水田映着月光，明晃晃的，呱呱蛤蟆声此起彼伏。

“四爹，你让我好找。开大会了，您怎么不去?”

“我的鸡婆没看见了，要寻鸡婆。”

“吴党委亲自主持会，点名要您去。您到哪里反正都是坐。”侄子好言相劝，“到那里，您愿听就听，不愿听就装耳聋……”

“我要寻鸡婆!”四爹吼起来了。

吴忠阳只好头一缩，回去了。他在吴党委面前扯了个谎，说四爹到女儿家去了，不在家，没法找。吴伟昌也没法，只好来了一场缺席批判，从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讲到孔老二小时候做过贼，又讲到大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最后要求全队社员来个“一学二批三看四竞赛五评比”的运动。一些四六句子脱口而出，颇叫一些社员们啧啧佩服。他们说吴党委不愧是当老师出身的，不要稿子，一讲两个钟头不重复，真是出口成章，有才学！

这次会以后，吴伟昌还是没听到什么好消息，听说吴冲那个老鬼还是经常指桑骂槐讲怪话，有点聋子不怕雷的劲头。四老倌说：“对门山上的禾鸡婆只晓得一张嘴巴叫叫喊喊，不做正经事。”还说：“这几天没看见黄鼠狼来偷鸡了，怕是也到哪里开会作报告去了。”还说：“搞什么科学种田？最好是科学种空气。要科学家发明一种办法，让大家吃两口空气就肚子饱了，就不用我们种田了。那才是共产主义！”这些话逗人笑，听上去倒也没有什么，但又好像有些什么，让吴伟昌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最气人的还在后头。那天春插算是完成了，绿绿的秧苗盖满一垄，色彩深浅相叠。随着一串笑声炸开，累得刚伸腰的姑娘们爬上田坎，青春身段从防雨的塑料薄膜中透出来，好似都披了一件件飘逸轻纱。正在这时，惊天动地一声吼，吓得这群喜鹊子都哑了喉。吴党委出现在田边，手拿一杆尺子，声色俱厉地开骂：“怎么？这几丘田还是插的四六寸？好哇！阳奉阴违，对抗密植，这还了得！返工！返工！统统返工！”那目光是足够威严的了。

哑喉的喜鹊子吓得贴墙溜，往屋场里躲。

“快牵蒲滚来，把这几丘田都蒲掉!”吴伟昌又喊了几声，但四周没人回应。远处只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大概是与他一起来检查春种的吧，正在大树下笑谈着，用斗笠扇着风。吴伟昌大概想在同僚面前露一手。“喂，你们都到屋里去歇一下，喝杯茶，我亲自把这丘田蒲了就来！”说完从路边牵来一头牛，架上田角里一张蒲滚，挽起袖子，一声吆喝，真的把一丘已经插秧的田蒲碾起来，只是动作不大熟练。

此事惊动了社员们。很多人闻讯赶来，不敢上前阻拦，站得远远地叹气和摇头。只有吴四老倌冒失，气呼呼地冲上前去，大踏步跳进水田，激起泥水飞溅。“我说你这位同志，休得无礼!”他一把抓住牛绳，“怎么跑到我们队来破坏秧苗？”

“这事要先问问你们自己！”

“你把道理讲清楚好不？讲清楚了，要蒲就蒲，要犁就犁，我们自己动手，不用麻烦你，还要请你吃杯姜盐茶。讲不清楚，那就对不住，请你走你的路。”四老倌朝对方打了个拱手。

“讲理？”吴伟昌沉下脸来，“你参加过学习没有？一亩田要保证三百万蔸基本苗，你自己数数，这里有好多蔸？”

“挤得那样密，手脚都不好放，不通风，不透气，发的禾蔸只有铜钱眼大，到头来收一田草，这事去年已经有样。喂，同志你作过调查没有？已经插下田了，现在又缺秧，你要我们如何返工？未必插稻草？”

“你还道理一担？没有秧就把田空起来！荒了！不让你们心痛，你们不晓得厉害！”

“我说了要你放手！”

“嗬，好大的口气？你是县长还是专员？居然对我发号施令？”吴伟昌使劲一甩，甩开四老倌，朝牛背上又是一鞭，哗哗哗，铁蒲滚又把几排秧苗碾入泥水中……

说心痛，吴四老倌真的心痛了。他气呼呼地大吼一声：“细满伢子，跟老子把这个破坏青苗的坏家伙抓到公社去!”说完一跺脚，把袖子一捋，追了上去。那叫细满的后生没读过多少书，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蛮角色，早憋了一肚子气，两步就抢过来，赶到吴伟昌面前，把他一把拖下蒲滚，揪掉了一粒扣子。“黑皮，快去找根绳子来，把他绑了再说！”

“我，我……”吴伟昌做梦也没有想到碰上了这些硬三铳，脸上哭不像哭，笑不像笑，“我是吴伟昌，区上的党委，你们不认得？”

“你还冒充吴党委？那更要抓！”

“我真是，我有证件……”

四老倌掏出他衣袋里的红本本，看也没看，“哪里偷来的，说！”

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一推一拉，真的把吴伟昌扭着，拉上了田，要往公社里送。正在这时，吴忠阳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哭笑不得地快跑过来：“四爹四爹，他真的是吴伟昌，办点的老吴呀!”

“老吴？”四老倌眨眨眼，打量了吴伟昌一眼，摇摇头，“不对不对!吴伟昌是共产党员，哪里会做破坏青苗的事？人民政府有条文规定，那是犯法的呀！我活了六十多岁，做了五十多年田，当了十三年队长，未必这一点还不晓得？这个家伙肯定是冒充的，走走走，到公社去，到那里赶中饭。”

“他真的是呀！”侄子急得差点要哭了。

这时，喝茶休息的干部们被吵闹声吸引，走出屋场来了。他们见吴伟昌的狼狈样，有些哭笑不得；见群众越围越多，知道众怒难犯，便有人上前来打圆场，意思是这个队违反密植命令是不对的，但既然已经插了，就算了，下不为例，不一定硬要返工重来。如此等等。吴伟昌见自己没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只好自认倒霉，整整衣领，强打精神充硬汉：“我晓得就是吴四老倌存心捣乱。今天的事不能完，也完不了，你明天来公社里作检讨！还有你们的队长！不然的话，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白吃干饭的！”

说完，夺路就溜。几个小把戏跟着他拍掌笑闹，看他满身泥水，看他一双赤脚在路上一瘸一瘸。他们已经研究出，吴伟昌不像座山雕而更像王屠夫了。

第二天，吴四老倌没有去公社。第三天，第四天……情况还是如此。这事真苦了他侄子，只能对四爹赔笑脸，讲软话：“……四爹，你就到公社去一遭吧，山不转水转，你这一回就让让他算了。”

四老倌正在堂屋里独自品酒，眼皮也没抬。“今天就是高宗皇帝十二道金牌，也莫想把我召去。我是三十晚上的砧板——不得空！”

“领导总归是领导，哪朝哪代没有个领导呢？你一只蚂蚁还想顶翻磨子？”

“老倌子要清静，你少嗦。”

“他说了，就派民兵小分队来，抬着猪笼子来。四爹，四爹，四爹……”

四老倌心里运神：真要是这样，闹起来不好看，也吃不消。再说我堂堂吴本义快活到七十了，做了五十多年田，当了十三年队长，九州三十六县都闯过，还怕他吴伟昌？这样一想，就说：“使牛使累哒，脚杆子痛，没得劲。你要他派个车来。”

“你还想坐飞机啊？”

“那如何办？你……背我去？”

老人看着侄儿那胆小怕事的样子，一肚子火气正想找个地方出。侄儿明知道对方是有意磨人，但也没办法，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咬一咬牙，今天当一回牛马。可怜从吴冲到公社有七里来路，吴忠阳一想就两眼黑。他刚出学校门不久，当了干部后经常捏着笔杆子跑统计，搞批判，读报纸，在业余剧团里演戏，参加劳动实在很少，眼下背着一个大活人翻山又爬岭，把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汗如雨下，面如纸白。四爹在他背上又好气又好笑，就是不愿下来。

好容易骑着吴忠阳到了公社。吴伟昌立刻如临大敌，放下一场扑克牌没打，一个全社电话会没开，把袖子挽了又挽，把公社所有在家干部都喊来会议室助战。那架势，像把一个瘦老头子一口吞得下。

“你说！你为什么反对密植？为什么反对科学种田？”吴伟昌把桌子捶得咚咚响。

“你把广播线都扯掉了，这是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你好大的胆啊!”

“你还在群众中说，什么‘如今没有一个人的武艺比得上豹子头林冲’，什么‘申公豹的脑壳有七十二个，砍了一个还有一个’，这是宣传封建迷信，猖狂反对唯物主义，你怕我不知道？”

“你这个老家伙专搞破坏，是个定时炸弹，将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先要把你抓起来枪毙!”

……不管吴伟昌带着干部们如何叫喊，四老倌横直不发声，只是闭着眼睛，扯自己的胡桩，来一个“哼哼”主义。这些哼哼有多种含义：有的表示反对，有的表示好笑，有的表示不相信，搞得吴伟昌没奈何，如同老猫咬竹扫把，不知如何下口。至于那些助战人员，则有点三心二意：农技员是同情四老倌的；宣传委员着急上面要推销几千册革命图书，生产队却拿不出钱；财粮员想着月底要结账，好多欠款还没追回；青年干事则在想着找电话员谈恋爱的事，眼睛老是朝窗外瞟。大家心不在焉，随便凑几句也就算了，一场批斗会开得松松垮垮，最后只能草草收场。

但四老倌被“请”进来，就不那么好出去了。吴伟昌挥挥手要他快回去，也以为他回去了，不料门上咚咚响了两声，他的脑袋在门后露出来，脸上还带着一丝笑。

“你怎么还没回去？”

“嘿嘿，有水烟筒吗？借我一借。”

“我哪有什么水烟筒？去去去，快走！”

门关上了，可过不了片刻，咚咚的敲门声再一次响起，四老倌的一张老脸又出现在门口，“喂，有解手纸没有？”

吴伟昌正在用煤油炉子煮猪肚子，准备招待远道来的老婆，没料到猪肚子碰上了解手纸，自然气得脸上成了猪肝色：“这里哪有解手纸，去去去！”

“你当干部的如何会没有纸？未必你用稻草擦屁股？”

“我用什么关你什么事？你用什么又关我什么事？我到这里来是给你管茅坑的？你真是老懵了，老疯子一个啊!”

对方眨眨眼：“哎，你有话好好说啊。我快活到七十岁了，跟你爹的年纪差不多，你这家伙还骂我？”

对方不敢恋战：“好好好，算了算了，你走吧，走吧。”边说边来推。

“怎么就算了？你说算了，就算了？你去外面问一问，这四乡八里我不管到哪一家，水烟筒随便拿，板凳随便坐，遇到饭时就上桌，怎么一到你这里就出鬼名堂？这个事怎么能随便算了？问题不搞清楚，我四老倌不走！”说着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坐在屋中央。

吴伟昌哭笑不得，暗暗喊天。他老婆也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赶快找来两张黄草纸递给老人，意思是催他赶快走，去解决他的问题。

老人现在倒不着急解决问题了，指着吴伟昌的鼻子，认认真真地训了一顿：“你看看，你堂客就比你贤慧。你要向她学习。大妹子，你娘家是哪里的？”他问完女人娘家在哪里这一无关紧要的问题，又问完她生没生孩子一类更加离题万里的问题，差一点还问到生男孩还是生女孩一类更加莫名其妙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最后还是指着吴伟昌的鼻子，“你坐下，好好听着。你家里明明有纸么，为什么说没有？是不是看不起老百姓？是不是当了两天官就不知东南西北？难怪你尽讲些不入格的话。昌伢子，告诉你，你一个官字顶在额头上，把群众的话当耳边风，这样下去，迟早要当秦桧，要当高俅。知道不？你坐下——”他再次以主人姿态命令对方坐下来，“老实告诉你，毛主席站在天安门，眼睛望到全中国，哪个奸哪个忠将来要算总账的，三百斤的老母猪，最后总要一刀劁，你要想明白……”

最后，要不是吴伟昌的老婆来赔笑脸讲好话，要不是当广播员的外孙女荷花来劝，四老倌真会把政治报告作到断黑。

砰——门总算关了。

吴伟昌看着一锅香喷喷的猪肚子，完全没有口味，哭丧着脸叹气：“唉，俗话说，出门三不惹——不惹小把戏，不惹老家伙，不惹叫花子。我怎么碰了鬼，会惹上了他呢？”他走出房门，冲着农技员和财粮员又叹了口气：“唉，如今哪，上面一些人只晓得一张嘴巴喊，也不晓得我们基层干部好难当啊……”

这一天，四老倌由外孙女陪着，雄赳赳气昂昂地回队上去了。出公社机关大门不远就是供销社和仓库，好多人在那里买肉、打煤油、扯布挑鞋、兑换禾种，一时间热热闹闹、议论纷纷。有人认出了吴冲的四爹：“四老倌，当了两天公社干部了？”“你这个老鬼这下要老实了吧？”“检讨写得什么样？给我们看看好不?”……

“呸，逗我老倌子好耍啊？”

四老倌从来都爱面子，把鼻子擦了一把，“他们敢把我怎么样？还不是请我来玩两天？白天就参观广播室、电话室、会议室，嘿嘿，还尽是些新名堂。晚上就看什么电视，好吓人啊，一下子打仗，一下子又火车来了，一下人又掉到海里了，好吓人，好吓人的。不过，还是没有人唱的戏好看。坐的呢，是皮椅子，还吃了两餐油豆腐。啧啧，豆腐好吃，菜油炸的，放了酱油的，就是差点子葱花，五老倌不晓得搞……”

他说的五老倌，是公社的厨房师傅。

1978年12月

(最初发表于1980年《湘江文艺》，后收入小说集《月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