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以一个伟大诗人之名流芳千古，他是“楚辞”这一诗体的代表人物，开创了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吟到个人创造的新时代。但屈原的意义不仅于此，他是一种精神的开创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人格范式。在我看来，屈原作为人格范式的意义，更高于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意义。到今天人们仍以赛龙舟的方式来纪念屈原，决不仅仅是后人对一个诗人的景仰。

屈原少年得志，他进入政治舞台的核心时才二十多岁。那时楚怀王任六国纵长，联合诸侯以抗强秦。屈原得到重用，这已是一个文人政治理想的极致。

但好景不长。屈原奉楚怀王之命草拟宪令，遭上官大夫靳尚嫉妒。靳尚向怀王进言说：“每次宪令出来屈原都将功劳归于自己。”靳尚显然不是等闲人物，他准确把握了中国官场文化的脉搏，知道怀王最忌讳的是什么。于是屈原被疏远了，被放逐了。

政治上的失意对屈原的个人命运来说是毁灭性打击，但对他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生命体验。由于一个小人的谗言，中国文化获得了一次登峰造极的意外机遇。悲剧常常暗含着向反面转化的意义，屈原见疏、司马迁受腐刑、苏东坡被三次流放、曹雪芹家遭抄检都是最典型的例子。苦难不但是创造的必要体验，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激活生命的创造潜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不能不对那些迫害者心怀某种感激。因为我们实在不能设想，在我们的精神视域中可以没有那些被迫害者的伟大创造。

于是怎么办？当现实的污浊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选择的界线是如此分明。放弃心灵的高洁，则可得富贵荣达；坚守这种高洁，则将终身穷愁潦倒。古往今来，无数人都经历过这种选择，对一个生动的生命来说，它决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轻松。对于屈原们，只有潜入他们的内心，才能对他们心灵的痛楚和坚守的高洁稍有理解。在屈原看来，心灵的原则高于眼前的富贵，因此坚守这种原则体验到的愉悦高于富贵的愉悦。这种体验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这就是屈原，这才是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无数人知道这些名句，但能将其转化为情感化的体验而付诸生命实践者却寥寥无几。一种精神的高贵不是通过理性就可以传承的。也许，更深刻的痛苦还不在于因坚守而承受的苦难，而在于这种坚守又有谁能够理解？如果连理解的期待都不敢抱有，不难想象，这种坚持需要多么巨大的精神能量！

屈原晚年对世界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即使如此，屈原不改初衷，“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心灵原则不但高于富贵，更高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