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完头发以后，我再次试镜，效果果真好了许多，图象一下子饱满了起来。我被通知参与面试。人事处的领导说：如果要用，我们也只是先借用，借用期一年。如果不合适，我们会退回去，你怎么办？我嘴上说，那就全当是我的一次经历吧，心里想的是，只要我来了，你就不可能把我退回去，我有实力。最后，我给负责人留了一封信，再次真诚地表达自己，我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学习能力，我认为，在一个新的要求更高的环境里，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在那段时间，我曾经三上北京，试镜，参加学习班，面试，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一次，我是带着满心的期待回到长沙的。我想，如果苍天有眼，它会给我这次机会，我是一个认真努力的人，苍天会眷顾我的！

借调令很快到了长沙，我欣喜若狂！长沙台的领导真的恼了：接连一两个月，我的多个调令闹得他们不得安宁。我的档案已经发到了海南台，人没走，中央台的借调令又来了，调就调吧，还借调，多难办啊！中央台的借调令很急，调令希望我9月20号以前到中央台报到，但调令到达长沙的时候已经十几号了。当年能调中央台，在地方上是一件惊天的事情，谁能轻易获得这样的机会？谁又会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我知道领导很恼。论年龄，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他们亲眼看着我长大，当我这样毅然决然选择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心有伤感。伤感什么呢？是我的去心已决，还是他们没有为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后来领导集体开会商议：放人！

就这样，我的实质关系还在长沙，档案却在海南（后来海南台台长见我出现在中央台的屏幕上，好半天没法自圆其说），而怀揣着中央台的借调令，1992年9月19日我到达了北京。到达北京之后，我突然想起到达的日子：9月19日，久又久，我对自己说，我走不了。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前身，是中央台对台部，人数不多，大都由其他各部抽调而来。和我同样从地方台调来的主持人还有其他四位，其中包括观众较为熟知的程前，我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到达北京的。关于我们的分工，似乎在我到达前就已经确定。综合各方面的条件，领导认为我应该主打新闻。这既在我的期待之外，又在我的意料之中。在地方台我的新闻就播得不错，但是生完孩子以后，我转向了专题新闻的主持与采访，像这样单纯地播音已经至少生疏三年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单纯播音，我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地非来中央台不可呢？就因为出镜的时候能把身后的长沙地图换成世界地图吗？

国际频道开播在即。我们新闻组总共十三四个人，负责每天十分钟的《中国新闻》。什么是对外新闻，怎么做海外的华人观众才乐意收看，对我们每个从业者来说都是崭新的课题。

这些课题让我暂时放下了个人的困惑，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新节目的开播准备中。当时，我们能借鉴的资料很少，大家在一起看过几档台湾地区的新闻节目，我们知道有不少台湾的从业者是在美国学的传媒，或许，他们做节目的一些感觉是可以参照的。

我发现，台湾的新闻主播对新闻很投入，不像我们当时已经习惯的一切都是恒定的状态，那种状态的千篇一律，使播报者在镜头上毫无个性可言。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做，为什么会没有个性的差异，逻辑上讲不通嘛！后来我们了解到，海外观众最不能接受的除了新闻内容的空泛之外，还有播报者一成不变、慢条斯理、缺乏生气的出镜方式。他们戏称我们的播报者永远只有一男一女，因为他们看不到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