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无意轻视什么，一切现象都有它的历史成因及合理性，有时那种合理性还足以印证它存在的必要。我只想说，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关键看它是否具备了变化的条件。十年后，当人们再向我提起所谓的“徐俐现象”时，我本人都恍若隔世。因为时代瞬息万变，后来者正在继续寻找和实践适合他们的方式。当我们看到有人端着茶杯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台上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该欢喜还是该不屑一顾呢？

让我再回到从前。

面对海外观众的不接受，我们能不能改变？时间紧，我们来不及商量。虽然大家没有着力打出什么旗号，但是，做和国内不一样的新闻已经是大家思想和行为的共识。至少，海外观众不接受什么我们就得改变什么。

我不是一个刻意标新立异的人，但我喜欢按我理解的方式做事。做事的效果取决于我对事情的理解程度和角度。在诸多能力当中，我是格外看中理解力的，如果对一件事物能做出别有洞天的理解，实际上就比别人多获得了一个做事的空间。

《中国新闻》记者寥寥，但是不乏精英。如果大家愿意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电视屏幕上，人们是很少看到被采访者开口说话的，人们看不到现场报道，也听不到所谓的现场同期声。但是，大量的现场采访却在《中国新闻》节目中出现。以我们开播的第一天节目为例：1992年10月1日，《中国新闻》开播，记者高丽萍站在天安门广场向大家做现场报道。她告诉观众今天的国庆节有什么样的人来到广场，人们在做什么，人们的愿望是什么，天安门广场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都在她的现场采访中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那条长达三分钟的新闻，几乎没有什么解说词，基本上都是现场同期声。这样的新闻首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它的效果及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从内容上，《中国新闻》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新闻制作方式，那么，在播报方式上呢？当大量的被采访人物的同期声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由此带来的真实性和生活气息在不断增强。和这种真实的声音相比，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我是否能同它们有机地溶为一体？

首先,我的语言节奏在加快，实际上最早只是在向正常的说话速度靠拢；我还配合语气的处理，按照生活中说话的特点，自然加大了对一些重音的强调。光这两个方面，就已经与众不同了。关键问题是，我这样处理之后，非常贴合新闻内容，从现场声过渡到我的声音，传接非常自然，我和内容融为了一体。

在我的播报当中，其实最不可忽视的还是语气的转变，即我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播报。是念稿人，还是对新闻有理解的传达者，还是作为掌控新闻的主播？有什么样的心理依据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语气。依据至关重要。

就生活环境而言,海外观众当然习惯新闻主播，习惯有个性的新闻主播，因此他们才反感我们的千篇一律。这个思路的厘清,使我意识到,徐俐对新闻怎么理解就怎么处理吧，徐俐是新闻主播。于是，就出现了后来人们形容的磅礴大气、驾驭感强、生气勃勃，又不乏个人情感投入的所谓徐俐的播报风格。

这种风格产生的影响和争议是我始料未及的。

《中国新闻》由于受播出时段和频道落地的影响,它的出现最早引起的还是业内人士的关注,随后扩展到关心时事的白领阶层,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