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制片人谈了我的想法。我认为，一场好的谈话常常有赖于好的谈话氛围，把人放到舞台上去谈，有表演感不说，心里还会空落落的。如果是一对一，你说我听，场景应该尽量温暖，让被访者尽快适应、熟悉、松弛下来，这样的谈话相对容易进入内心。如果是带观众的访谈，那就是我们谈给观众听，是一场谈话秀。在这样的秀场中，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构建谈话场，观众还可以适当参与。而制片人选择的是一对一访谈，但却放在了没有观众的舞台上，舞台的那一边还有人在表演，这样的空间安排，依据是什么呢？谈给谁听，又表演给谁看呢？

但制片人坚持自己的想法。她是制片人，那是她的权力。她说，在节目的样带期就试过把观众请进演播室，效果并不好，单纯的一对一画面又太冷清，就这样吧。

带着如此巨大的不解，我走进了演播室。我太想做谈话节目了，制片人说这次改动以谈话为主体，练的就是主持人。受着这样的诱惑和鼓舞，我决定先干起来再说。

因为先天的空间错乱，节目一开始就陷入逻辑悖论。

节目给被访嘉宾设计了一个隆重的出场：随着辉煌的仪式般的音乐，伴着喷薄的烟雾，名将从幕后闪亮登场，但却无人喝彩；我在节目中拿出嘉宾事先提供的故事道具，边说却边卖关子地展示给它的主人看，拿得连我自己手都哆嗦；谈话进行中，不时有演员插进来，深情地为嘉宾献歌或献诗，因为没有观众，演员只好面向嘉宾：噢，xx，你是一股跃动的精灵……你的眉，你的唇……直至嘉宾忍俊不禁，最终笑场。演员给嘉宾献歌，我这个主持人怎么办呢？看见两人如此近距离、如此肉麻地吹捧和被吹捧，我内心充满了滑稽、荒诞和无奈。多少次，我厌恶地把头扭开，期盼着这个可笑的过程赶紧过去。而制片人透过耳机大声提醒我：徐俐，你要看着他们！

既然是两个人的谈话，为什么要有仪式般的出场？既然是两个人的谈话，为什么会有第三者插进来献歌？既然是两个人的谈话，为什么会卖那么多的道具关子，甚至出现“恰逢其时”的室外电话连线？逻辑，起码的逻辑合理性，都在这里被一一颠覆了。

经常，在我和嘉宾感觉谈兴正好的时候，编导提醒我，该进诗朗诵了。多少次，我找不到理由，不知该如何把朗诵者以及朗诵者的满腔深情介绍给对面的嘉宾。

在这样的逻辑悖论中，我们走过了多场谈话，很多时候，我找不到谈话的心理依据，那是我作为主持人心理上极其难受的时期。制片人或者节目组太渴望形式的突破了！

试图把访谈和纪录片嫁接，是制片人突破形式的尝试之一；这次又想到访谈和文艺表演嫁接，大约是她的再一次尝试。或许，收视率的硬性压力会把节目生存挤压到无奈的边缘，制片人只有在节目形态上不断地寻求突破，再突破。

我不断地同节目组沟通，把我在现场的感受告诉他们。也许大家也感到了逻辑的不顺，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现场终于请来了观众。把花样玩儿给观众看，至少还是个说法。

以后的节目，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谈话秀。对于节目组而言，从早期的纪录片样式，到纪录与访谈相互穿插，到演播室访谈与表演环节穿插，再到演播室谈话秀，一年多里，变化不可谓不大。无论是编导还是主持人，要做到快速适应和自如把握，显然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现在，大家要共同面对一个崭新的课题：如何才能秀好看呢？

同样面对人物，主持人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交流方式。《面对面》的王志是一种，先验地预设了对所有人的不信任，将质疑进行到底；《鲁豫有约》的鲁豫是一种，只适时引导，将倾听进行到底；《艺术人生》的朱军是一种，将提问包裹在交谈之中，重在情感氛围的构建；张越的访谈也是一种，在她的一系列边缘人物的访谈中，彼此的情感交流和相互理解，构成访谈过程的最动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