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我以为这是一场莫名其妙的爱情，一个单身的50岁男人，一个36岁神秘的陌生女人，不来一场恋爱说不过去，哪怕是单相思，哪怕是柏拉图之恋。可是萨拉马戈不写爱情——1982年，后来成为萨拉马戈妻子的皮拉尔?德尔里奥当时只有26岁，她去采访已经成为名作家的萨拉马戈，她表达了对《修道院纪事》里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两情相悦的喜爱，胜过对作家隐藏在文字中对现实和宗教的批判的看重。萨拉马戈回应道：“小姐，你完全没看懂我的小说，我从不写爱情。”不写爱情，那一个单身男人为什么在接下来的故事中，要殚精竭虑地去寻找一个半毛钱关系没有的陌生女子呢？他不惜冒险夜半进登记总局翻找资料，他伪造单位授权书去找相关人士查访，他旷工、装病，他像小偷一样潜入陌生女子小时候念书的学校偷窃档案卡片；末了就算他获知魂牵梦绕的陌生女子已自杀身亡，助理书记员先生依然假托登记局之名，进公墓寻觅她的葬身之地。在这些锲而不舍的情人式追索的过程里，一个循规蹈矩、沉默、胆怯、卑微的小公务员不见了，他嚣张、无所畏惧、谎话张嘴就来，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有爱情才可能如此彻底地改变一个人。

天花板的看法和我一样。天花板在第157页说：“除非是出于爱情。”若泽先生认为该想法纯属“没头没脑”。但天花板又说：“只有你自己才能给出答案。”若泽先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无法说服天花板，同样他也无法说服自己。也许他缺少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从床上爬起来，收拾干净自己，弄了点吃的，开始忙着给陌生女子的父母打电话。此时，陌生女子已经死亡，他要知道她为什么自杀。

自杀的原因很复杂，有多少个自杀的人，就有多少种自杀的原因。若泽先生最终没能弄明白陌生女子为什么不愿活下去。一个死去的人是否可以承载他的爱情？小说进行到这里，我和若泽先生一样困惑了，我想无所不知的天花板也会面临同样的疑难。萨拉马戈至此也打住，他“从不写爱情”，这是他的高明之处，笔锋一转，他开始写公墓，让若泽先生守着坟墓睡了一夜之后醒来，遇上了半高古半不着调的牧羊人。该牧羊人因为常年带领羊群出入墓地，基于自身诡异的生死观，养成了混淆死者的坏习惯，他热衷于把尚未立碑的新坟上的编号牌搞乱，当你认为坟墓里葬的还是A时，他已经把他/她换成B了。当然，他从不认为他干的是坏事，你批评他他跟你急。接下来，故事在漫长的寻找之后突然开始了加速度，民事登记总局的注册官要实施新政。他决定，登记总局从此改变信息卡片的摆放规则，逐渐取消生者资料区与死者资料区的隔离与对立，让死者永远和生者在一起，让一个人的死与他的生相偎相依，生死与共。

至此，一个追寻活着的人的故事，转变成如何处理死者的问题。死亡不等于不存在，不等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死亡只是一个人存在的另外一种形态，是活着之外我们继续存在的另一种形式。“……开始写一个最简单的故事——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萨拉马戈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的最后部分说，“因为他意识到人生中没有比寻求别人更重要的了。这本书叫做《所有的名字》。不必写出来，我们所有人的名字都在那儿，无论你活着，还是死了。”

也就是说，萨拉马戈先生完全赞同若泽先生：追寻一个活着的人，跟追寻一个死去的人，同样重要；这跟那陌生女子与一百个名人等值是一个道理。这是萨拉马戈先生和若泽先生的逻辑。所以他写了这部小说。问题是，小说和天花板一样，也有它自身的逻辑：“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肯定是不够的，“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只是个形式，最终你找到不能只是一个人，而应该是一群人，是所有人；如果一个人的确能够对应一个名字，那么你找到的应该是“所有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