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公映，三场床戏全部被删，海外舆论又传得欲仙欲死，所以，饭桌上，大家对虐爱各抒己见的同时，也对导演的个人生活展开了想象，最后问题汇总在，李安更喜欢梁朝伟，还是更钟情汤唯？

电影史里看看，李安不应该对汤唯戏外动情，能举证的导演一大箩，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弗里茨朗（Fritz Lang）。

导演

说“风流朗”，不说“导演朗”就轻薄。岁月流逝，他的风流账不断追加，他的道德感不断受到质疑，但他的电影史地位却日益隆重。新浪潮欠了希区柯克，希区柯克欠了他；伍迪艾伦欠了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欠了他；形式主义欠了他，印象主义欠了他；黑色电影欠了他，科幻电影欠了他；爱森斯坦，布努埃尔，威尔斯，戈达尔，电影世界里最傲慢最具原创性的导演，不管是前辈、同辈还是后辈，皆不讳言：“没错，我们欠了弗里茨朗。”

对此，朗一点都不会谦虚，而在他的大量访谈中，除了他轻描淡写地说过一句，“布莱希特，那当然，谁不受他的影响”，我们看不到他欠过谁，而隔着一个世纪的光阴，电影大师换过一茬又一茬，但他永远在场。所以，大概也不奇怪吧，这样的人没什么朋友。

1890年出生于奥地利，一战后来到柏林，1933年离开纳粹德国，在巴黎呆了一年，1934年到好莱坞，1976年在贝弗里山去世，朗在美国呆的时间最长，拍的电影也最多，但终其一生，他都是个地道的德国导演，而且，越是风烛残年，越是维持德国式尊严。1970年后，他几乎就是个盲人，但他戴着上个世纪“最具标志价值”的单片眼镜，听侍者报，有人来访，就站起来，整整衣衫，摆正围巾位置，走到门口，向来访者伸出将军般的手，坚定一握，然后把他们引入他黑的客厅。

采访开始，他先说一句，我的私生活和我的电影毫无关系，然后，像是自言自语，他说，总是要回到1933年！

记者松一口气，原来以为“1933”是个不能提的年份，没想到导演自己开口：3月的时候，纳粹就派人来跟我说，他们要禁映《马布斯博士的遗嘱》(Das Testament des Dr. Mabuse)，当时我就说，“在德国，你们敢禁弗里茨朗的电影，那试试看吧！”然后，戈培尔博士的“邀请”就来了，我穿上我的条纹裤，圆摆上衣，领子笔挺，前往宣传部。那鬼地方的走廊长长长，都听得见自己脚步的回声，走廊尽头，站两荷枪的家伙，我感觉很不愉快。然后，经过几重盘问，我被带入一个辽阔的办公室，戈培尔坐在大大大的办公桌后面，说：“请进，朗先生。”

讲到这里，朗顿了顿，似乎沉浸在戈培尔的这一声招呼中，回过神，说了句：“戈培尔英俊极了，无与伦比的英俊。”英俊的戈培尔起身和德国第一导演握手，然后开始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漫长交谈。

“到底谈了多久？”

很久。从戈培尔的窗口看出去，能看到一只巨大的钟，我一直盯着指针看，一圈又一圈，从下午到黄昏。

“你们谈了什么？”

一开始，戈培尔就跟我道歉：“实在抱歉，我们禁映了《马布斯博士的遗嘱》，不过，其实我们只是不喜欢这个电影的结尾。”也许，在戈培尔看来，邪恶的马布斯应该在电影最后被有效地克服，而不应该成为飘荡在德国上空的幽灵。当然，他心里知道，我是在影射他们纳粹。

“那你到底怎么影射希特勒的？”

这样的问题真是让朗兴奋，自从1934年到美国，朗最喜欢别人问这个。但是，亲爱的大师大概是电影拍多了，一年又一年，他对自己的故事进行重新改编，在细节上不厌其烦地进行加工，但最后敌不过在他死后拍卖出的一本护照，上面标示着，他离开德国最早也就1933年7月31日，而在这个时间差里，藏着朗最隐秘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