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不管真实如何，朗为自己编的剧本真是有黑色电影的意思：戈培尔对《马布斯博士的遗嘱》发表一通见解后，单刀直入，希特勒希望由你来担任第三帝国的电影总管。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麻烦有多大，也意识到我告别德国的时刻到了。我开始流汗，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必须声色不动地马上和戈培尔说再见，然后赶到银行取钱，然后走人。但银行下午三点就关门了，怎么办？戈培尔还在滔滔不绝，我全身都湿透了。

最后，我铤而走险，对戈培尔说：“部长先生，不知您是否知道，我母亲虽然天生信奉天主教，但却是犹太后裔。”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戈培尔手一挥说，“这没问题。”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你的这个缺陷我们知道，但我们需要你这样的电影天才来领导第三帝国的电影事业。”

我顿时就明白了，我可以成为所谓的“荣誉雅利安人”，在德国艺术界获此“殊荣”的不在少数。要知道，德国电影界，基本就是犹太人的圈子，我的制片人波默（Erich Pommer）是，奈本扎（Seymour Nebenzahl）也是，1932年的纳粹统计是，百分之八十一的电影公司流着犹太血，电影编剧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一，导演则是百分之四十七。

戈培尔打断了我的沉思，说了句：“朗先生，是不是犹太人，我们说了算。”然后，他又为我描绘了我将来的纳粹舞台。但是，他这句“我们说了算”更坚定了我的想法，立刻离开柏林！于是我对戈培尔说：“部长先生，容我回家稍作考虑，我会马上跟你联系。”

我迅速回家，对用人说：“我要去巴黎，帮我收拾几天的行装。”当时境况，我谁也不能信任。银行已经关门，我尽量带走家里值钱的东西和现款。然后，我登上了前往巴黎的火车，完全就像一部糟糕电影的主人公。火车开动，我还是惊魂不定，我试了试脚下地毯，想把钱藏一些在地毯下，但发现地毯和地板已经粘住。无处藏钱，我去餐厅试试运气，那里有个不显眼的玻璃箱，里面装着意见本，趁人不注意，我把意见本拿出来，把我的钱塞了进去，遮掩一番，回到我的车厢。第二天早晨，我就在巴黎了。

朗到美国后，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把这个故事说过一千次，但虚构最需要记忆，他对比利怀尔德说，他当时就带了相当于两千五百美金的现款；可过了几年，他向弗里德金（William Friedkin）描述时，他的现金随口翻了一倍；晚年，接待《影与音》的记者，他重新描述把钱塞入小玻璃箱的细节，为了达到惊心动魄，这笔钱又翻了十倍。

而电影史家更是犀利提出，《马布斯博士的遗嘱》的编剧完全出自朗当时的妻子冯哈布之手，作为一个死心塌地的纳粹分子，哈布怎么可能去影射希特勒？再说了，朗本人对纳粹的态度在不断出炉的影人回忆录中，也显得越来越可疑。奈本扎的儿子哈罗德（Harold Nebenzahl）就说，《马布斯博士的遗嘱》是我父亲投资的，他很焦虑影片会被禁映，但朗安慰他说，“不用担心，戈培尔博士和我私交良好，他会关照我们的。”而很多次，朗身边的人都听他用非常赞赏的语气谈到戈培尔：“他是真懂电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