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学校，蔡智诚就琢磨着到哪里去报名参军。

按理说，招兵的地方多得很，县、区、乡各级公所都在办理兵役。遵义当地就有个“师管区”，下设好几个“补充团”，隔三岔五地往前线送人，可蔡智诚却不愿意在那里报名，因为“遵义师管区”的新兵是补充到黔军部队的，这不符合蔡智诚的志向。蔡大学生的理想是参加“青年军”——蒋经国主任在浙大演讲时说过：“青年军是高素质的现代化军队，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希望。”

想进“青年军”，最简便的办法是去找柏辉章。

1944年，柏将军正在家里赋闲，手里无职无权。但是，他先前担任赣南警备区司令的时候，赣南专员蒋经国是他的副司令。蔡智诚心想，如果请柏辉章写张条子，到青年军去找如日中天的蒋主任一定没有问题。

蔡家与柏家是街坊，两家大门距离不过四十米，彼此都是熟人。蔡智诚到了柏公馆，说明来意之后，柏辉章笑了笑，二话不说就磨墨捉笔准备写介绍信。可正在这时候，柏家的大爷柏继陶从楼上下来了。他对柏二爷说：“这事搞不得。蔡家老大在你手底下阵亡了，蔡家的幺妹也不见了，如今蔡老二还在前线扳命，你再把老四送上去，万一出了闪失，老街坊的脸面不好看。”

这柏继陶是个酱菜铺的老板，在琵琶桥边上卖豆瓣酱和熏腊肉，“柏家七杰”中只有他这个当大哥的没出过门也没当过官。可也怪了，柏家兄弟对这位土老财哥哥却十分敬重。就拿柏公馆来说，漂漂亮亮的一栋楼，柏辉章和弟弟们住楼下，楼上却只住着柏继陶一家人，真的把他当做了家长。

柏继陶对蔡智诚说：“蔡四娃，想当兵，请你爹来讲，年轻人不要东跑西跑的想精想怪。”

他这么一发话，柏辉章就放下毛笔伸懒腰。再想批条子，门儿都没有了。

没有介绍信，还可以到省城去想办法。

“贵州军管区”也有青年军的报名点，可蔡智诚却不敢去贵阳。因为这时候的贵阳市长是他父亲的老同学何辑五，蔡式超自己也正在省城的“管理委员会”当巡视员，蔡四娃倘若胆敢进城，被老爹“巡视”见了，非给抓起来送回学校不可。

无奈之下，只有另打主意——直接去云南投军。

只是去云南并不容易。公路上聚满了难民，绝大多数是准备去昆明的，这时候的客车车票要用金条来换，用钞票都买不到座位。蔡智诚当然没有黄金可以买客车票，他给父亲留了一封“告别信”，收拾起行装，然后就和普通难民一样在路边招手，找机会搭乘过路的货车。

路口上每过来一部卡车，都有无数的人拥上去讨价还价。货车的位置和客车一样紧俏，蔡智诚尝试了好多趟，次次无功而返。

折腾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终于让他等来了一个熟人——杨三。

这位杨三原先是蔡家老大蔡智明的马弁，蔡老大牺牲之后就跟着蔡老二蔡智仁学开车，然后就在交通二团当了个班长，从此不用扛枪冲锋还得了个发财的机会，因此对蔡家兄弟感激得不得了。

杨三的卡车正好要去云南的保山，听说“四少爷”想搭车，这家伙立刻就张大了嘴，露出一脸半哭半笑的表情。蔡智诚安慰他说：“你不用怕，该付多少钱我照给，总之不让你吃亏，反正在四楼给我留个位置就是了。”

“四层楼”是汽车兵的术语。抗战时期的车辆紧俏，军车出差时超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通常，车厢的底部隐藏着一些违禁物资，这些走私品大多是长官交办的，沿途关卡心照不宣，只要不被人看见就好，这叫“一楼”；一楼的上面覆盖着规定运输的物品，这是“二楼”；在“规定运送物”的上边又摆放着各“公司商号”托运的零散物件，被称为“三楼”（三楼的运费是运输单位的外快，大家可以分成）；车厢的最顶上就是“四楼”，全都是些搭乘顺风车的大活人。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所以必须把这些乘客绑在架子上，要不然，汽车一颠簸，人就会掉下来。

蔡智诚有个当汽车营长的哥哥，当然懂得这里头的名堂。可他这么一说，杨三反而更加尴尬了：“四少爷坐车是我的运气，我高兴都来不及，肯定请你坐驾驶室，哪里敢收钱。只不过刚才接到了命令，有个什么上校也要坐这辆车，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搭上你一起走……”

既然如此，只好看情况再说了。

晚上九点多钟，杨三的卡车来到了约定的路口。

只见卡车车厢堆成了一座小山，顶上还有个木头架子，密密麻麻绑满了人。

驾驶室里的上校探出头来看了看，然后就有个中尉副官拎着皮带爬上车顶，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捆起来，留出车头的位置给蔡智诚坐。

上了车，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位上校原来是自家的熟人，老街坊王光炜[1]，难怪这么客气。

王光炜原本是“遵义师管区”补充团的团长，这时奉调到远征军第8军军部，正准备去云南保山报到。蔡智诚一听说“远征军”就兴奋起来，犟着王上校，非要他介绍自己进青年军不可。

开车的杨三这时才晓得蔡智诚不是去昆明玩耍，而是要参军，顿时吓坏了，立马就想掉头把他送回家去。

幸亏王光炜上校十分支持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他告诉小蔡，青年军这时尚处于组建阶段，招录的大中专学生要先经过“三青团”的审查，如果稀里糊涂地跑去，人家是不收的。不过，他建议蔡智诚先跟他到103师入伍，再由第8军推荐去青年军。他还说，到时候，无论是205师还是207师，想进哪支部队都可以——这可把蔡智诚乐坏了，于是拿定主意，先去保山参军再说。

王光炜当了好几年的“补充团”团长，吃尽了招兵的苦头，现在突然遇到一个自愿入伍的冤大头，不由得十分开心，连连称赞“年青学生有觉悟”，谈话的兴致也就格外的高。

在路上，蔡智诚向王上校坦陈了自己对军队现状的看法，也解释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王光炜却不置可否，他给蔡新兵算了一笔账：

遵义是贵州的大县，有五十一万人口，按通常比例，符合服役条件的人最多不过五万。抗战几年来，遵义县的服役人员已超过四万三，当地的征兵总量已达到极限。可现在，“师管区”和“军管区”给遵义下达的壮丁指标却提高到每个月一千，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罚。怎么办？只有乱抓，看到青壮年男子就拖进兵营。

过去的规定是“三丁抽一”、“逢五抽二”，现在不论了，只要够条件就拉走；《兵役法》要求壮丁入伍前必须进行“国民军事训练”，现在也顾不上了，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最早只是在乡下抓“黑脚杆”（农民），到后来，店铺的伙计也抓、工厂的工人也抓、无业的市民甚至外乡的难民也抓，反正遇见合适的就拉来。

为了躲避兵役，有的年轻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1943年，“遵义师管区”准备到兵工厂里抓壮丁，被厂方知道了，工人把大门一关，就在厂房里和军队打了起来。结果当场打死四十人，接着又判了十二个死刑，最后只征到了八名兵。这样的新兵送到部队，怎么可能提升军队的素质？但不送这些人去，又能有什么办法？

王光炜对蔡智诚说：“你希望改善军队的风气，我也赞成。但这个事只能等到打完仗以后慢慢搞，素质问题要从小娃娃抓起，现在的兵都是些‘棒棒脑壳’，教也教不会，就像石头窝窝里的‘赖包谷’一样，整不出好菜来。”

王上校还说，你入了军队，早晚也是当干部，要时刻保持威严，不用去和当兵的讲道理。军队和学校不是一回事，“棒棒脑壳”不开窍，你客气，他就以为你好欺负，七七八八的事情都惹出来，兵就不好带了。带兵就是要打要骂，再不行就枪毙，猛将手下出好兵，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去讨论思想问题……

蔡智诚一边听着前辈的教导，一边却在心里犯嘀咕。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伍，他就已经觉得军队的实情和自己原先想象的不太相同，但转念又想，王光炜说的是旧式军队，也许“青年军”这样的新式部队，会有更为高尚的精神面貌吧。

7月3日，卡车开到了云南保山。

快进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这是103师的309团，于是就停下车来打招呼。

309团的团长是陈永思[2]，他与王家和蔡家素有来往，这时见到熟人当然十分高兴。

陈团长说，309团原本是驻守祥云机场的，刚接到移防的命令，大概是要向松山方向增援。接着，他拍了拍蔡智诚的脑袋，笑着问：“大学生，逃课不读书，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王光炜说：“蔡四娃想参加青年军，我准备在103师给他挂个号，然后就转到昆明去。”

陈永思说：“那没问题，蔡家的事给何军长说一声就行了，好办得很。不出意外的话，四娃明天就可以拿着介绍信去昆明。”

可这时候，蔡智诚却改变了主意。他让杨三把车上的皮箱拿下来，不坐车了，并且十分坚决地宣布：“我不去师部挂号，我要跟你们去松山打鬼子！”

[1]  王光炜，遵义人，黄埔七期毕业，当过国民党师长，1949年12月率部起义，解放后担任贵州省政协委员。

[2]  陈永思，贵州遵义人，曾任黔军王家烈部参谋，国民党103师309团团长，103师副师长、代师长，49军249师师长，1949年率部起义，解放后任贵州省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