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影山高地遭到夜袭，阵地丢了。

实施反击的敌人来自何处？在当时是个引起争执的问题。根据李弥的判断，进行夜袭的应该是残留在坑道里的日军，于是军部命令309团立即夺回阵地；而309团的指挥官则坚持认为三号高地上出现了敌人的援兵、并且还在逐步加强之中，因此要求上级给予增援。

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是对敌情的判断有所不同，但实质上是在推诿责任。因为，如果三号高地上的敌人没有增兵，说明是309团清查战场不彻底，警惕性松懈；反过来，如果确实有援兵，则说明李弥副军长临时变更计划，把进攻主力调离竹影山的做法是错误的。

可惜，由于阵地上的日军最后都死光了，所以这场争论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309团也是在找借口。因为那时候，整个松山阵地上能够动弹的日本兵最多也只有两三百人，日军即使组织增援也派不出多少兵力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国军应付夜袭的本事太差了一点。

说起来，在以前，夜袭本是国军的常用战术。那时候日军的装备好，国军白天打不过敌人，只好在晚上进行反击，103师的不少战绩都是通过夜袭获得的。然而到了松山战役期间，国军换上了美式装备，枪炮多、弹药多、兵力多，还掌握了制空权，飞机大炮追着日军打。情况就倒了过来，国军白天威风，逼着日军开展夜袭。

依我的看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是真心喜欢夜战的。战场上的夜袭其实就是赌博，进攻方的态度虽然很积极，但战斗胜负的决定权却是掌握在防御方手里的——如果被攻击方的责任心强、警惕性高、经验丰富，那么进攻方的主动行为就无异于自投罗网。

夜袭，考验的是防御方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可惜国军恰恰在这个方面比较差劲。松山战役期间，日军几乎每一次夜袭都能够获得成果。小鬼子只要凑齐十几个没受伤的人就敢在晚上进行反击，甚至可以越过前沿，跑到第8军的炮兵阵地上把大炮炸了，搞得国军一到天黑就十分紧张。

其实，9月2日夜里，竹影山阵地上只有四个国军士兵遇袭身亡，其他人都是被吓跑的。蔡智诚和罗烟杆逃到二号高地已经算是很不错了，有的人则更绝，直接跑回了早晨的出发阵地。

天亮以后，蔡智诚见到了王光炜。王上校在弹坑里趴了一晚上，浑身都是泥水；中午的时候，陈永思团长也来了。陈团长当时没有往二号高地退却，而是向子高地的方向“突围”，转了一大圈才跑回来。

蔡新兵觉得有点纳闷，王上校和陈团长头天夜里不是在一起的么，怎么打起仗来却各跑各的了呢？

得知三号高地得而复失，军部和师部下达命令，要求309团再把阵地夺回来。王光炜很不高兴地说：“要是按照我原先的计划行事，何至于弄到现在这个地步。”他随即起草报告，说明事情的原委，叫蔡智诚送到军部交给何绍周——既替自己辩解，顺便也把李副军长告了一状。

蔡智诚并不认识何绍周，而且他也不愿意介入长官之间的纠纷。可是，王上校交办的任务却又不能不执行。

当天晚上，他来到第8军军部，报告说自己是从竹影山阵地来给军长送信的。人家值班军官根本就不理睬他。第二天，蔡智诚好不容易才找到何绍周的副官，干脆说自己是何丽珠的表哥，有重要的信件要呈交何军长。那个副官吃了一惊，连忙接过信函递进去了——何丽珠是何辑五的女儿，因为何应钦的夫人不能生养，所以就把她过继给三伯当了继承人。在当时，“何总长家女公子”的招牌还是很管用的。

这么耽搁了一天，等蔡智诚再回到前线的时候，已经是9月5日的下午。

阵地上还是老样子，309团守住二号高地，日军控制着三号高地。说起来，国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竹影山。但日军只要控制住这个最后的山头，就可以掩护背后的长岭岗，使得“子高地”上的国军部队无法顺利地发起总攻。

309团先后向日军发起过四次攻击，全都以失败告终。战斗中，团长陈永思腹部中弹，被送到救护队去了；王光炜上校肩部负伤，仍在坚持指挥。蔡智诚在阵地上转了一圈，没有看到罗烟杆，问了几个人，有的说他死了，有的说他受伤了，众说纷纭，不得要领——这时候，309团只剩下四十多个战斗人员，能够守住既有阵地已经不错了，根本无力再发起新的进攻。

事情到了这一步，李弥副军长也急了。他亲自赶到一线督战，要求9月6日一定要实施总攻，三天之内必须拿下松山。

9月5日傍晚，荣誉3团和82师244团奉命接管竹影山二号阵地，他们带来了六个喷火小组。一帮美军顾问也跟着来了，其中有位少校还是个黑人，让中国的士兵们觉得十分稀奇。

根据李弥副军长的指示，第二天的攻击任务由荣3团的赵发毕团长负责指挥。这时候，阵地上虽然集结了三个团，但总兵力加起来也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不过，三个团聚在一起，立刻就能看出荣3团的装备要好得多。244团和309团的武器都是“万国牌”，而荣3团却是清一色的美式步枪、美式机枪，还配备有高射机枪和直瞄火炮。

那天晚上，哨兵们一直在阵地前打照明弹。这种照明弹是美军顾问团提供的，样子就跟枪榴弹差不多，可以用步枪发射，打到天上就炸出个小降落伞，晃晃悠悠，明光瓦亮，就像在半空中挂了一盏汽油灯，能有效地阻止日军的夜袭企图。

9月6日清晨，国军炮兵首先对竹影山阵地实施炮击。接着，美军的飞机也来投弹轰炸。上午9点，爆炸声尚未平息，攻击部队就发起了冲击。担任主攻的是荣1师第3团，82师244团和103师309团配合协同，蔡智诚、王光炜就和244团的曾元三[1]团长一起在二号阵地上观摩学习。

说实话，人家荣1师平时牛皮烘烘，打起仗来也确实有气派。

荣3团冲锋时的架势就和杂牌部队不一样——后面有高射机枪和重机枪掩护，前面有轻机枪手抱着“303”（路易斯轻机枪）开道。军官们一律穿着美式军用雨衣，手上端着冲锋枪，大模大样，嘴里喊着：“小鬼子不行了，弟兄们上啊！”当兵也纷纷响应：“上啊！上啊！”排着队，挺着腰板往前冲。

进攻的途中不时有人中弹倒地。244团的人一受伤就躺在地上哭嚎，可荣3团的士兵都是伤愈以后再次复役的老角色，意志品质比较坚强。他们的伤兵捂住伤口咬牙挺着，愣是没有谁吭声——人家荣3团的卫生兵也有个规矩，谁哭谁叫就不给谁救治，因为能哭喊的人就说明还有力气，要先去救那些体力不支的。

所以， 82师和103师虽然对荣1师满肚子意见，可论起打仗却不得不佩服他们。不说别的，光是人家冲锋陷阵的这种劲头，自己的部队就学不来。

那天上午，几个团轮番攻击了好几次，都失败了。中午的时候，李弥副军长从子高地那边打电话来警告说，当天下午必须拿下竹影山，否则军法从事。长官们顿时急了，荣3团赵团长和244团的曾团长都亲自上阵组织冲锋，终于在下午3点钟左右杀进了日军阵地。

根据以往的经验，攻上山头只能算任务完成了一半。如果不及时肃清残敌，日军一个反扑就有可能把阵地夺回去。于是，包括美军顾问在内的所有军官都跑到阵地上去督战。

蔡智诚跟着王光炜爬上三号高地，看见国军部队正在逐一清剿坑道——残余的日军隐藏在防炮洞里，这些地洞外表不大，内部却很复杂，有的还分成好几层，不知道里面躲了多少人。

阵地上，国军的步枪手掩护着喷火小组搜索前进，发现地道洞口就甩手榴弹。甩手榴弹还有个讲究，如果一次只扔一两个，容易被敌人反扔出来，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同时甩进去七八个，搞得小鬼子没办法拣。先用手榴弹清理了洞口的敌人，喷火兵就接着往洞里喷火，或者干脆实施坑道爆破，朝里面扔爆破筒，连炸带烧的，把所有的地洞都整塌，日本兵不被烧死也被闷死了。

有的小鬼子在洞里憋不住，狂吼乱叫着往外冲。坑道两侧早就守着国军的冲锋枪手和机枪手，鬼子兵刚一露头就遇到枪林弹雨，根本就没得跑。

这样的打法真可谓干净彻底，唯一的毛病是无法统计具体的歼敌数字。到头来，谁也弄不清有多少日本兵被烧死、炸死在地道里，大家只好胡乱估计着汇报战果。

按照蔡智诚的叙述，松山日军的“最高头目”金光大队长就是被荣3团打死在竹影山阵地的——这件事值得分析一下。

关于日军“拉孟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后来追授为大佐）的死亡地点和死亡时间，并没有确切的定论。

日军方面把金光队长的阵亡时间定于1944年9月7日，这不能算数。因为日本军部把大部分松山守军的死亡日期都笼统地定在最后一天，目的是为了强调其“玉碎”的规模——金光身边的人都已经死得精光了，鬼子大本营也不可能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国军方面对这事有发言权，可国军各部队的说法不一，有说他被打死了，有说他被炸死了，还有说他是剖腹自杀的。虽然绘声绘色，但其实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是因为国军这边谁也弄不清金光少佐长得是啥模样，只要发现一具被烧成焦炭的尸体，旁边再有把指挥刀，都可以说成是这个家伙。所以各个团队都声称自己击毙了“日军守备队长”，金光少佐的死亡时间和地点也就有了好几个版本。

按马甲个人的看法，我倾向于认为金光少佐是于9月6日死在了竹影山，也就是日军所称的“西山阵地”。

松山阵地的守备部队主要属于步兵113联队（松井联队），而这个金光惠次郎却是第56炮兵联队（西村联队）第3大队的大队长，并不是113联队的军官。当初，之所以由他担任“拉孟守备队长”，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军衔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松山阵地的任务是“封锁滇缅公路和惠通桥”，而炮兵是实施这个任务的主角。

7月份，当松山阵地已经被中国远征军包围，特别是松山阵地上的大型火炮被国军摧毁之后，鬼子的炮兵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松山日军的作战目的从“封锁交通线”变成了“固守待援”。这样，战斗的实际指挥权应该就由炮兵主官转到了113联队的步兵军官手里。换句话说，7月份以后的金光惠次郎少佐只能算是名义上的松山最高指挥官，他的任务不过是鼓舞士气，然后找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战死罢了。

松山日军原本有两个炮兵阵地，一个在滚龙坡（本道阵地），已于7月份被国军占领，另一个就在竹影山（西山阵地）；金光惠次郎队长曾经有两个指挥所，一个是大垭口（音部山阵地）的113联队总部，那里已于8月份被国军攻克，另一个就在竹影山炮兵第3大队的队部——因此，如果金光惠次郎能够自行决定的话，9月6日，也就是全军覆灭的前一天，死在竹影山的炮兵大队部应该是十分理想的选择。

当然，这只是马甲的猜测，我并没有确切的材料能证实这件事。

9月6号那天，蔡智诚也只是听见荣3团的副团长用无线电话机向军部报捷：“我团攻克竹影山阵地，占领日军指挥部，击毙敌松山守备队长……”

在荣誉第1师的编制中有一类特殊的职务——政治副团长和政治副营长，这是他们的老师长郑洞国模仿苏联军队搞出来的名堂。荣1师的老兵多，兵油子也多，有了这个制度就等于在营一级单位上设立了军法官，对整肃军纪、鼓舞士气是有帮助的。

荣3团的政治副团长是个白面书生，瘦瘦的、戴着眼镜，外表挺斯文，因为赵发毕团长受伤挂了彩，所以在一线指挥部队的实际上是这位教授模样的军官。在蔡智诚的印象中，政治副团长很爱说话，做事也很负责，总看见他在阵地上跑来跑去，一边检查情况，一边叮嘱这叮嘱那，生怕有谁清剿战场不仔细，放过了日军的地洞口。

可惜的是，这位副团长第二天在长岭岗阵地上不小心踩到了地雷，牺牲了。

蔡智诚没有参加9月7日的战斗。攻克竹影山之后，309团就算完成了任务，当天下午就移交阵地，到后方休整去了。经过十多天的苦战，309团最终能够自己走下山头的只剩下三十五人，这其中还包括了他这个“编外人员”。

9月8日上午，蔡智诚正在屋子里给游湘江连长的家人写信，突然听见外面人声鼎沸，原来是远征军总部宣布：国军已于当日凌晨4时收复松山，全歼了日军守备队。

可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大家并不觉得特别欣喜，因为部队的伤亡太大了，幸存的人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103师是参战各部队中损失最惨重的，师部雇佣了十几队民工到阵地上收容牺牲者的遗体，最后分成三个大坑掩埋了，还在松山上建了一座“103师阵亡烈士纪念碑”。

日本方面一直宣称“拉孟守备队全军玉碎”，中国军方也没有做过反驳。但按照蔡智诚的说法，第8军在松山阵地上还是抓到了日军俘虏的。因为103师回保山休整的时候，卡车上就带着日本战俘。那几个家伙的耳朵好像被震聋了，押运人员把各项指示写在纸上，他们看了就乖乖照办，一点也不反抗。

同时带到保山的还有十多个慰安妇，这都是些朝鲜人，不能算是战俘。她们先是被安排在昆明的美军医院里工作，后来就被“朝鲜光复军”的人接走了。

在保山休整期间，国民政府下达了对松山战役参战部队的嘉奖令，103师得到了一面“大功锦旗”。据说这种锦旗全中国总共只有十面，是非常高的荣誉。

有意思的是，在嘉奖令中，蒋委员长除了表扬远征军，还号召全体国军向日军松山守备队学习，学习他们“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精神；远征军司令卫立煌也称赞日军是“世上最顽强之军人”，并且承认“我军取胜实属不易”……

这俩人一唱一和地“吹捧敌人”，其实是有说不出的苦衷。

1944年9月，国军虽然在滇缅战事中略有斩获，但同时，内地的豫鄂湘桂各路部队却被日军的“一号作战”打得一败涂地，遭遇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退。败局震动了大后方，弄得社会各界人心惶惶。在这种时候，蒋委员长确实希望自己的部下能有几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勇气，能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坚决顶住；而刚刚打了胜仗的远征军也必须“谦虚”一点，只能尽量美化日军的“强悍”，以便给在东边连吃败仗的同僚们找个台阶下。

因为获得了“大功锦旗”，社会各界给103师送来了不少慰劳品。吃吃喝喝二十多天之后，10月初，第8军接到命令，转移到云南陆良休整。

蔡智诚不愿意跟着队伍一起走，他希望借这个机会离开103师，去投奔青年军，于是就去找王光炜帮忙。

在军部，王上校的伤口还没有痊愈，却已经穿上了少将的军服。他笑着告诉小蔡：“别急，想进青年军没有问题，不过要再等几天，先把你的勋章领到手再说。”

“勋章？”蔡智诚愣住了，“我只打了一天的仗，能有个什么勋章？”

[1]   曾元三，贵州松桃人，历任82师连长、营长、团长，后升任103师师长，1949年10月率部在广东三水起义，解放后担任贵州省民革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