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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休整 (1)

战场上的蒲公英 作者:王外马甲


继中国远征军宣布收复松山之后,日军也公开承认“拉孟守备队全军玉碎”。

国民政府随即公布了日本方面的“战败声明”,蒋介石委员长、何应钦陆军总司令,以及远征军的卫立煌司令官相继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国远征军的英勇业绩,赞扬他们“完成了神圣的使命,为全军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实事求是的说,参加松山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是配得上这个赞誉的。

1944年下半年,中国的抗日战场正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东线的战事吃紧,豫湘桂战役中的国军接连失利,损失兵力近七十万,丧失国土二十余万平方公里,丢失城市一百四十六座。不仅整个“大陆交通线”被日军打通,而且,大溃败的局势几乎迫使国民政府迁都西昌……然而,在西线,远征军却是一路凯歌,不仅攻克了腾冲和龙陵,而且在随后的追击作战中相继收复芒市、瑞丽、畹町,接着又杀入缅甸境内与“驻印军”会师,并最终打通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一举解除了日军对西南大后方的威胁。

虽然国军在松山战役中的伤亡很大,并且,西线收复的国土远不足以弥补东线的丢失。但在当时,滇缅战役的胜利不仅在军事上使得军队避免了全面崩溃的危险,而且在政治上挽救了中央政府的国际声誉,更在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大后方军民的抗战信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松山作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战场并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转折点”的战役。但如果硬要找个“近似的转折点”的话,以马甲个人的意见,1944年的松山之战比较具备类似的特征——因为,远征军的一系列胜利是从松山开始的。在松山,中国军队攻克了抗日战场上最为坚固的防御体系,并且第一次创造了全歼整编制日军部队的记录。自松山战役之后,国军在西线的攻击作战连连得手,三个月后,东线国军也开始转入反攻。从此以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直到战败投降,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因此,虽然从战术而言,松山之战还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国军在松山取得的胜利确实是十分及时,十分辉煌的,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并不为过。

松山战役的另一个效果是使得参战的国民党官兵直观地感受到:只要和美国人在一起,手里就能有先进的武器、战场上就能有充足的弹药、天空中有招之即来的飞机、地面上有压倒对手的大炮;只要获得了美国人的支持,部队的装备就能比日军更加优良。因此,只要国军的表现不让美国朋友失望,就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1944年的滇缅前线,比任何“精神训话”更有说服力的,是成百上千辆的美国汽车,是那些道奇、福特、司蒂倍克、奇姆西、威力斯……以及那些卡车上装载着的枪支弹药、机器设备、汽油柴油、药品食物、牛奶咖啡巧克力、羊毛毯子牛肉罐头……当各式各样新奇的、先进的物资装备源源不断地从境外运进来,堆积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就仿佛有一种无声的语言不容置疑地告诉大家——只要拥有了美国这个盟友,这场战争,中国赢定了。

中国能赢,这没问题。可是,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才会认输?大家却没有把握。

松山战役,日本军人用他们的顽强和死亡,给获胜的对手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其实,驻守松山的第56师团并不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的士兵大多是入伍时间不长的“乙类补充兵”。并且,松山阵地也没有真正被包围,始终有一条通道可以撤往缅甸方向。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个月的时间里,以一敌十的松山守备队硬是打到全军覆没也没有弃阵逃跑,这给参战的国军官兵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惑。

在这以前,中国战场上都是日军攻,国军守。现在终于轮到国军主动攻击了,可一仗下来,大家却发现日本人的防守竟然比他们的进攻更加可怕。腾冲和龙陵只不过是云南西部边陲的两个不起眼的小城镇,如果收复这一小块国土就需要耗费如此长的时间,承受如此巨大的伤亡。那么,要消灭全部日寇,实现“打到鸭绿江”收复全部国土的目标,战争还将持续多久?还需要牺牲多少人?

在当时,蔡智诚和身边的战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比较得到公认的观点是:“少则五年,多则十年,拼光我们这一代人,干掉日本的全部男人,这场战争才能够结束。”

于是,刚刚踏上战场的蔡智诚就开始预测自己还能够生存多久。他觉得自己不大可能活到抗战胜利,只是希望坚持到反攻武汉——如果能够看到大哥蔡智明牺牲的地方被国军收复,自己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不管战争还要持续多久,当兵的只要敢于牺牲就行了,可当官的却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的战法。

松山战役之后,针对日军防御战术的特点,国军组织了大规模的观摩研讨活动。一时间,各战区都派了高级军官到松山阵地参观考察。军委会的初衷本来是希望大家认真研究“攻克阵地”的办法,有意思的是,这些黄埔系的军官们到阵地上看了半天,进攻的新方法没有想出来,却被鬼子的坚固工事吸引住了,觉得大开眼界,纷纷认为自己掌握了“防御的精髓”。

只可惜,这个防御的本事学到手的时间太晚了一点,因为此时的日军已经没有能力再做进攻了,所以直到日本投降,“松山经验”也没能在抗战中派上用场。

不过这却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在后来的内战中,许多国军将领总是惦记着“松山经验”,遇到两军交锋,动不动就扎起马步,埋头修工事,一门心思地想表演“松山第二”,结果却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机动能力,不是被共产党部队围点打援,就是被各个击破,很少能够守出一点名堂来,真是丢尽了日本师傅的脸——当然,这是后话了。

上级军官考察业务,轮不到蔡智诚这样的小兵操心,他的任务是接待来访的民间团体。

松山战役之后,云贵川社会各界组织了大批慰问团到前线劳军。一般情况下,军方不允许这些团体越过惠通桥进入松山,原因是战区里还有许多未清除的地雷和未清理完毕的尸体,无法保证民间人士的安全。

于是,热情的人们就跑到部队营房的门口,送烟送酒送火腿,握手拥抱拍照片,献花献匾献锦旗,敲锣打鼓放鞭炮。

第8军当时正在云南保山休整。蔡智诚每天穿着崭新的军服站在军营的门口,看到中国人就说“你好”、遇见外国人就说“哈罗”,然后再把国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背诵一遍。

慰问团里比较活跃的人物,或者是白发苍苍的名士乡绅,或者是如花似玉的太太小姐,他们对文质彬彬的蔡智诚的印象十分不错。听完学生兵讲述的战斗故事,白发苍苍激动得胡子直翘,纷纷挥毫疾书,“高歌慷慨赴疆场,壮士弯弓射虎狼”、“三山五岳擎天柱,万古千秋不世名”……而那些如花似玉们则纷纷要求合影留念,于是蔡智诚每天都要对着镁光灯摆弄十几次造型——镜头里,他手中端喷火枪,面前摆着汽油罐,一大帮浓妆艳抹的旗袍女人依偎在前后左右,真是飒爽英姿,莺歌燕舞,既威武又风流。

慰问团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军队里像你这样的学生兵多不多?”蔡智诚总是回答:“有很多,现在他们都执行任务去了。”可他心里知道,营房里别说学生兵,就连壮丁兵也没剩下多少,经过一场松山血战,103师几乎被打残,三个团都成了空架子。

营房里人员稀少,医院里却人满为患,所以遇到空闲的时候,蔡智诚就去看望伤员。

陈永思团长在病床上躺着,精神却很好。一颗子弹把他的肚子打了个对穿,却没有伤到什么重要器官,算起来运气真不错。

有一次,蔡智诚说到松山日军的顽强精神让人畏惧,陈团长却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兵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死,松山守备部队之所以始终没有撤退,不过是因为他们以为会有援军来救援。过去,我们在上海、湖北、湖南与日军交战,周围哪怕只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他们也会拼命赶过来支援。所以小日本只要知道附近有自己的队伍,他就不害怕,死缠着和你打。可这次却不同了,打到最后也没见一兵一卒来帮忙,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人不行了,明知道松山顶不住,硬是把他们丢下了!我给你说,这样的事情只要多出现一两次,军心就懈了,再不会有部队愿意死拼死守。照这样下去,小日本距离最后完蛋也就不远了!”

“人在江湖上闯荡最怕什么?怕没有朋友”,陈永思接着说,“军队在战场上拼杀最怕什么?怕没有友军协作。敌人再凶狠也不可怕,我们可以鼓起勇气和他们对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彼此间不信任,互相算计,见死不救。这样的话,仗还没有开打就先泄了气,拳头捏不紧,终究会被别人掰断了手指头……”

事后想来,陈团长的这番话显然是有感而发。只不过在当时,新兵蔡智诚还没有这个体会罢了。

在医院,蔡智诚找到了罗烟杆。

罗烟杆的脸上中了一枪,子弹从耳朵旁边打进去,又从嘴巴里面飞出来。枪弹进去的时候撕掉了半边耳廓,出来的时候扯掉了一块嘴唇,搞得罗烟杆破了相。不过,这个伤势虽然会使得他今后吃饭喝汤或者娶媳妇相亲出现重大困难,却不影响他当兵打仗。所以,罗烟杆伤愈之后,还必须继续扛枪上前线。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普通士兵并没有正规的档案,所以伤兵痊愈之后也许回到原部队,也许就不回去了。一般情况下,受过伤的老兵具有战斗经验,各个部队都是抢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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