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武汉方面酝酿的反革命阴谋和发生的反革命事件主要有：

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发兵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6月20日蒋介石同冯玉祥在徐州会商反共与宁汉合作等问题；国际代表罗易把斯大林的训令秘密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回去大发雷霆；7月14日汪精卫等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分共”等。

“天要下雨，娘要出嫁”，时至那种形势，武汉方面国民党集团执意要叛变革命不是能被中共或好心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也阻止不了。关键的问题是提前准备，避免重蹈东南蒋介石右派集团叛变革命时中共猝不及防惨遭屠杀之履。

从“七·一五”武汉汪精卫右派集团“分共”时的结果看来，因为中共及时掌握情报，通知有关人员做好应对准备，所以，革命力量几乎未遭损失，而且还来了给国民党右派一个“南昌暴动”的反击。中共重视情报安全保卫工作和建立有关机构是正确的、及时的、有远见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科功不可没。

周恩来后曾评价说：有了军委特务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这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所处的被动局面是完全不同的。

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留下在这些情报工作活动中，顾顺章究竟具体参与哪些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的资料。但是作为特务科负责人，肯定少不了他在从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此期间，顾顺章服从中共的领导，听从中共组织的指挥，领导特务科特务股行使职责，惩罚叛徒和流氓，成为时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好帮手。

1927年7月初，罗亦农接替张太雷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刘伯坚刚从冯玉祥军队的政治部主任任上被“辞退”到武汉，不熟悉武汉的工作。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郑超麟“没有群众工作经验，没有实干能力”。他们俩人都帮不上罗亦农的大忙。能帮助罗亦农的是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马峻山、省军委负责人符向一，此外，还有中央军委留在武汉的顾顺章。

郑超麟在《忆罗亦农》的一文中的记载着顾顺章在武汉期间执行的一次惩罚流氓的行动：

“中央委员大部分去江西后（参加南昌起义，笔者注），顾顺章主持的那部分军委力量便归罗亦农掌握，顾顺章服从罗亦农指挥，同我个人关系也很好，从五卅运动起我就认识他了。一次，我同罗亦农到他家去，他向罗亦农汇报了当日的行动结果。原来有两个上海流氓来汉口找顾顺章，要顾顺章给他们什么好处，否则不客气。顾顺章的助手曾培洪（李强，笔者注）去旅馆看他们，他们对曾培洪说：‘要杀侬（侬为上海方言你，笔者注）。’于是顾顺章骗他们说，要带他们某地去当连长。他们随我们的人去了。半路上，在一个荒僻的地方处决了他们。”

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一座西式公寓式房子的楼上召开了中共中央的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21人，他们是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匏安、王荷波、李子芬☆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李维汉等人。邓小平等作为工作人员列席会议。此外身体魁伟、皮肤白净的国际代表罗明纳滋和两个俄国人也出席会议。

“八·一”南昌暴动后，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与中共的关系彻底闹翻，汪精卫开始公开捕杀中共党人。这个以前与中共友好并表示过要与中共一起干到社会主义的反复无常的家伙，这时竭斯底里地喊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共党”的狠话。两湖大地顿时更加腥风血雨，被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