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担任该会议主席李维汉回忆，虽然出席会议的人不多，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三天工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一进一出前后花了6天工夫。

“八·七”会议，以它的所谓“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的历史功绩载入中共史册。

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先由罗明纳滋提议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5人，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付诸讨论。罗明纳滋提议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没有毛泽东。

讨论中，李维汉和蔡和森这两位湖南籍及有关代表提议要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求实的毛泽东当时没有看好政治局委员这虚衔，他以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为理由，婉拒进入政治局。

罗明纳滋同意李维汉等人推毛泽东进政治局的意见，认为可将名单提交大会表决。表决前决定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增2名。

表决结果，选出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候补委员7人。9名正式委员是：

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7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顾顺章从一名普通的中共中央委员在两个月后擢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巨大跨跃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天时。所谓“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共的“太上皇”共产国际对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不信任，进而产生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它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不可能直接从工人阶级中产生，只能由信仰马克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理想的革命知识分子作先导。它认为要用工农干部特别是工人成份的党员来改造中共。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下一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成长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共产国际有这样的指示，要求思想与上级保持一致的中共必然有“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认定。那么，会议就一定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党员加入指导机关。与会代表中和武汉地区“工农领袖”有谁呢？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顾顺章等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对号入座。这就是顾顺章擢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天时。

地利。“八·七”会议是在时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召开的。军委特务科的办公地点就在汉口余积里。它的工作职能所在，为了中共中央的安全和与会同志的安全以及大会的顺利召开，必须付出许多服务和投入大量的会务以及安全保卫工作。顾顺章带领着特务科的同仁们忙里忙外，李维汉提到的6天的“进出”的迎来送往，而且又实现安全无事故，这些要凝聚着中共中央领导和顾顺章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多少心血啊。有付出就有收获。这些劳动的同时也彰显了这个职能部门及其负责人的作用和能力。这就是顾顺章擢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利。

人和。顾顺章在上海从事革命斗争中他那种能顽勇拼命、不怕牺牲的表现在中共中央以及中共上海组织的领导层中已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来到武汉参加中共军委特务科工作，特务科工作性质使然，他的接触面较为广泛，而且从事的都是服务性的工作。他多才多艺，但嘴紧，不善张扬。“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在封闭社会人的观念中，这也是一种美德，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结下良好的人缘。再说，参加“八·七”会议代表中有10个中央委员，3个中央候补委员，2个中央监察委员，其余6人，他们大多认识并了解顾顺章。